人與動物的近代隔絕？
在〈為何觀看動物？〉一文中，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闡述了人與動物關係於近代的一場重大變遷。據其所論，近代資本主義體制之降臨，轉化了生產模式與社會組織，造成現代社會人與動物間的「大隔離」。動物於人，不再具有過往之二元性，亦即具有不朽神性，同時亦為人類生死命運共享者。自此，具有完整身體性的動物，自人類生活與生產關係中退居邊陲乃至消失，甚且成為工業體制下的「機器」與「原料」。
而牠們所遺留下之空缺，卻被任由人類型塑操控之「動物魁儡」，亦即都會寵物所取代，同時也被商業社會大規模廉價製造、以動物為形象之各類商品、玩具、迪士尼卡通、圖像與裝飾品所填補；至於各大城市矗立的動物園，儼然人獸間已然消逝之緊密關連的墓誌銘，道出當代人類於自然中的孤獨與孤絕。
伯格在這篇幾乎已經成為「人與動物關係研究」之經典短論中，其實並未直接論及動物倫理或動保運動。但是，此篇論文，協助建構了有關現代人與動物關係的主流敘事——「隔絕論」（separation thesis）。許多學者，承襲了其中「傳統／農村／與動物親密」vs「現代／都會／與動物疏離」之框架，企圖解釋與現代世界同步誕生的動保運動起源。
如基斯・托瑪斯（Keith Thomas）於其經典作《人類與自然世界》即援引伯格之解釋框架，視人類對動物的道德關懷為近代工業化與都市化進程之產物。在這歷程中，動物逐漸由走向都會之人們生活中撤退，這空間上的距離，加上智識轉變以及與寵物所建立之情感連結，共同促發了源起於都會中產階級的「新感性」；動物於是不再被視為營利生計之必需，而是情感抒發與道德關懷之對象。
不過，現代人獸隔絕論，於其「傳統＝人獸緊密連結＝自然」之預設下，往往視傳統社會之坦然接受動物生死、宰殺與利用為自然之事，一如伯格之視農人「既愛其豬亦醃其肉」為那更值得肯定之遠古人獸親密連結之「遺跡」，以至於其無形中所「問題化」的，反倒是現代人對於傳統對待動物模式所滋長的道德不安。也因之，由之衍生而出的，往往是對於近代動保運動的負面闡釋；動物關懷於是成為失落鄉愁之展現，或僅僅是對於動物生命缺乏真實認識之奢侈陳義，甚至只不過是與自然疏離之現代文明下的一種病態產物。
痛苦的貼近
伯格為文之時，亦為馬克斯結構性解釋當道之時，諸多社會史家對於社經結構之生成力量趨之若鶩，從中尋找萬象起因，近代動物關懷之興起自然也無被排除在外。不過，動保運動僅為諸如工業化、都市化等「結構刺激」下之產物嗎？社會經濟結構面之外，思想、文化以及個人主體性與偶發因素，是否亦同樣扮演運動促發角色？近幾十年間的學術發展，已陸續回應了這一些問題。
不過，對於「隔絕起源說」，許多史家倒是藉由史實，提出修正。以最早發展出蓬勃動保運動的英國為例，運動崛起的十九世紀，儘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都市化程度領先全歐，但動物始終未曾消失於無論是鄉村或是城市人口生活之中；田地、工地、城市街道、娛樂休閒與運動場所，乃至家庭，無處不充滿著動物身影。特別是在全國經濟與城市運轉皆仍高度仰賴「馬力」之年代，人獸不但未曾疏離，反倒有著更為親密之頻繁接觸。
比方說，有人描繪19世紀倫敦街道不但聞起來像馬廄，尖峰塞車之時，則更是名符其實的巨型馬廄。此外，在這冷藏技術闕如、屠宰場多仍位處城市之中以供應都會人口新鮮肉品的年代，牛羊豬等牲畜受累受饑並遭趕集人粗暴對待之景，亦同樣也是英國都會人口的共同記憶。在不斷出土的史實驗證下，所謂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的「人獸隔絕」不但逐漸瓦解，建立其上的「起源說」也自然無從建立。
面對19世紀人與動物仍朝夕相處、緊密互動之事實，部分學者甚至轉而以人與動物之「痛苦貼近」（painful proximity）而非「疏離」或「隔絕」來解釋運動興起。透過史料舉陳，史家強調「受虐景象」之「被看見」，方才為行動者起心動念與運動成長之關鍵。亦有史家提出「曝視度決定關注度」，並據以解釋為何部分議題廣受重視，部分卻屢遭輕忽。
例如，19世紀英國首先引發社會抗議聲浪的，是舉辦於熱鬧市集與酒館的「牛犬鬥」娛樂活動、當街受虐之驢馬以及都市因興旺「後院經濟」與趕集跋涉而隨處可見的家禽家畜；這些動物之虐待，構成RSPCA（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起訴工作的最大宗。至於偏遠林間的血腥獵狐，或是地底坑道中運煤小馬的命運，則相對並未引起同等大眾義憤。不過，運動之興起與發展，當然絕非「可見度」單一因素足以解釋；做為人與本土文化、歷史、政治、社經結構、思想潮流等各種環境因素不斷交涉下之產物，動保運動因何誕生，又因何而發展，仍需更為細密之多重原因分析。
虐待之遮蓋
無論如何，「連結」與「疏離」、「見」與「不見」之間的辯證，對於運動之生成發展，有其解釋上之一定重要性。這些概念，對於運動之動員工程的推動，也同樣有著關鍵引導作用。
暫且不論人與動物間之廣泛連結，而僅關注人們與「動物剝削景況」間之關係，由19世紀至20世紀，乃至21世紀，景況毋寧又有所轉變：「痛苦貼近」之狀況幾乎已不存在，相對地，各種動物剝削與虐待，卻愈發隱密進行著。動物實驗室之所在地與實驗內容總是最高機密；密集式農場、動物繁殖所等則高掛拒絕參訪的告示牌；馬戲團與各類動物表演往往以布幔遮蔽後台訓練場；動物園以一種日益精湛的人工造景技術，粉飾動物所受之自然環境剝奪。至於進行著最大宗殺戮之屠宰場，則早已伴隨著都會現代化之過程，在人們對於公衛、食安、交通，以及見證屠宰之不良影響的考量下，於20世紀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由城鎮撤離至人煙罕至的郊區。
當然，這一切動物虐待與殺戮的「不被看見」，並不代表它們不存在。更多時候，這些系統性隱藏，只是凸顯動物剝削與體制之間更為緊密穩固之結合。以英法等西方國家所設立之大型工業化公立屠宰場為例，藉著現代化設備、標準化流程，以及效率經營管理，這些公立屠宰廠不但與國家體制結合，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能與規模，提供都會人口不斷攀升的肉食需求。在屠宰產業的發展上，它所取代的正是原先散居於城鎮各處的小型私有屠宰場。換句話說，這更高效能的動物屠宰工業結構體誕生之時，也正是「屠宰」於人們視線下消失之際。
文明化歷程
動物之剝削與利用，為何隨著時代推進而日益隱蔽呢？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大哉問。但或許，以研究「文明化歷程」（civilising process）著稱的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已為我們解答一二：人類文明推進所仰賴的，並非人類之動物性與殺戮之「去除」，而是其「遮蓋」。諸如屠宰場、下水道、監獄等機構於公共空間之隱蔽性，不外皆為文明化之作用，一如人們逐漸羞於於眾人可見之處排泄、打嗝，或是展現衝動與暴力，但卻同時默許著壟斷性結構暴力。
但或許也正因為「文明化歷程」之如是本質，運動也愈需肩負著直面動物剝削與虐待之責。將那被掩蓋者揭露；將那發生於暗處者，聚光照亮之；於此同時，提供概念框架，例如正義、憐憫、權利觀、權益之平等考量等，協助問題建構。
實際上，兩個世紀以來東西方動保團體所奮力從事者，不外乎如此之類的工作。兩百年前的RSPCA，為了讓更多人得知驢馬處境，雇用糾察員，於明街暗巷與廢馬屠宰場等，見證受虐實況並公諸於世。深感實驗室大門之緊閉，百年前的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已知採用「潛入式調查」，充當醫學生，見證動物實驗教學，繼而揭露不法；此外，運動無止歇的調查訪視、文宣出版、紀錄片製作、媒體連結、官司舉發等，無不為了使人「看見」一事。直至今日，運動者依舊前仆後繼，充當著人們的眼睛，前往活體拍賣場、屠宰場、飼養場、收容所、實驗室、表演場所等各類可能發生動物虐待之場所，為人們見證動物處境，繼而公諸於世、展開討論、促成改變。
看見動物
披頭四主唱、動物權積極倡議者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曾說，「如果屠宰場有玻璃牆，人人都將成為素食主義者」。但是在「文明化」進程之迫使下，誰會願意將水泥牆改為玻璃牆呢？
也正因為如此，動保人也只能持續自問：面對動物處境，我們看見了甚麼？我們又將如何使人們一同「看見動物」？這不是歷史運動發展的充分條件，卻是關鍵必要條件。
動保青年如何改變台灣動物處境？
關懷生命協會舉辦之第八屆大動連年會「改變台灣動物處境」，為一前瞻性的動保青年論壇，邀請青年共同關心與改變動物處境。李鑑慧老師也將在動物福祉系列活動擔任工作坊講師，以前述內容做延伸，藉由歷史經驗與觀點，引導學員思考台灣動保現況、看見動物。
更多故事與活動詳情請見：大動連報名網址、動物福祉系列活動、懶人包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本文轉貼自2017/07/15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