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與社會學、政治學有關嗎？如果有，第一線的教師又該如何應用這些圖像，讓學生能夠吸收其中的知識呢？為了尋找其中的答案，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系、臺大永齡「關懷生命、愛護動物」專案、動物當代思潮團隊在2022年7月舉辦的動保扎根教師研習營，邀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吳宗憲教授和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簡妤儒副教授針對「社會學」和「政治學」當中的動物樣貌與連結展開談話。
吳宗憲認為，社會科學有三個角——國家、社會、市場，分別對應著政治學、社會學與經濟學。簡妤儒也認同這樣的說法，她說：「如果社會學試圖尋找衝突背後的脈絡，那政治學就是尋找這些衝突的解決方案。」不過兩位都笑說，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動物相關研究的學者並不多，他們算是其中的「異類」。
簡妤儒認為，雖然社會學關於動物的研究成果不算豐碩，但具有潛力，她分享自己曾開設連續三年開設「動物與社會」課程的經驗，她說：「在課堂上討論動物這個議題，或許會遇到很多挑戰，但我們可以從社會學出發來面對這些挑戰。」她透露，不論是課堂還是研究，她習慣以三個方向來進行解構，分別是「建構」、「變遷」和「相互影響」。她以賽鴿比賽為例，最早賽鴿源於歐洲貴族，「建構」出一套機制與文化，到了台灣卻因與非法博奕相關，「變遷」出一套複雜的比賽機制，而這樣的機制不只影響動物，也影響著賽鴿社群彼此與對外的關係，可說是人與動物「相互影響」的實例。
動物社會學的課堂實踐
設計動物保護相關的課程並不容易，因為必須分析其中的爭議與衝突，但簡妤儒強調：「社會學是一個積極面對（價值）衝突的學科。」因此，她在教學上會鼓勵學生討論爭議議題。簡妤儒認為，國中小的動保課程還能夠以個別的「召喚同理」為主軸，但高中後到大學的課程，應該要讓學生試著面對、拆解衝突。
簡妤儒也分享自己在課堂上引導學生解構動物議題的三個層次：科學研究、多重價值與利益衝突。在討論動物議題前，我們必須暸解與動物生理、心理或者群體動態有關的動物知識及證據，這是第一層次的「科學研究」；再者，動物議題可能牽涉到不同文化、宗教、信念、國族情感等，而這些都是「多元價值」的一部份；此外，許多動物議題也可能牽涉到不同的利益，這些利益之間可能相互衝突，包含經濟、醫療利用、生態永續等，便是最後一層的「利益衝突」。
簡妤儒表示，動物議題往往牽涉爭議，支持或反對者都有強烈的立場，她會請學生拆解這樣的想法，找出衝突的來源，究竟是屬於科學研究、多重價值還是利益衝突？又能否對應到建構、變遷與相互影響呢？以客家的神豬比賽為例，她分享：「我會問學生——神豬是什麼時間創造出來的？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有沒有可能改變？利益衝突可以停在哪裡？」
乍看之下，這樣的課程設計似乎無法讓學生找到「答案」，但簡妤儒認為，透過深入理解各種關係的運作，並且整合科學與實證的證據、拆解衝突的來源，才有可能改善制度設計，創造更好的社會。她指出，有動物學家、獸醫的加入與討論，才能找出動物議題中「科學研究」的實證，而設計制度、找出解決方案是政治學試圖解決的議題，需要有跨領域的合作，才能共同面對不同的衝突。
政治學中的動物圖像
提到設計制度與政策，吳宗憲則分享政治學的研究重點，他認為重點在於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涉及一套封閉的系統與價值觀，他個人則以「自由主義」的邏輯來解決及面對問題。自由主義學者John Rawls曾提出「反思性平等」（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概念，認為自由主義本身具有隨時代變遷的優點，這樣的解釋讓吳宗憲選擇信奉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有兩個關鍵，分別是「人跟人是平等」及「憲政民主」，前者相信人跟人之間平等，透過賦予弱勢族群權利，讓每個人都能平等發表意見；後者則認為，透過溝通，不同的價值觀能形成一套共同的價值觀。然而，這樣的邏輯遇到動物保護議題時卻會碰到困難，因為動物保護涉及道德的價值判斷，吳宗憲引用公共管理學者Charles T. Goodsell所言：「民眾所期待政府解決的問題，就是人們不喜歡的那些東西——痛苦、困難、偏袒、不幸、缺點、鴻溝、煩惱、悲劇、不便、腐敗、災難，但是上面所列舉出的所有問題都是人主觀界定的……帶有暴力色彩的電玩遊戲、童子軍當中的男同性戀者、畢業典禮上的祈禱，這些究竟是不是問題，就見仁見智了。」
那麼，自由主義該如何解決道德議題呢？吳宗憲認為強健民主（Strong Democracy）是解決道德議題的根本途徑，透過「去道德化」（de-moralize）的方法、審議民主等途徑，並以討論和協商為核心，降低公民過度參與的狀況，放下彼此心中的定見。吳宗憲認為政府也能透過分眾宣導、試點方案等漸進的方式執行，他解釋：「如果較為躁進的修改模式，可能會因為政黨輪替而發生大幅度的政策搖擺，漸進主義則可以降低社會成本。」
對於政策差別對待動物的質疑，吳宗憲則試圖以去（2021）年12月出版的《動物公民：動物權利的政治哲學》解答。作者Will Kymlicka在書中提出「脈絡性的正當化」（Contextual Justification）給予動物政治資格，將野生動物視為不同的國家、馴化動物視為契約勞工或移民，牠們有權要求被納入人類的政治社群中、城際野生動物則比擬為外籍住民，擁有被縮減的權利及豁免的公民責任。
社會學拆解問題、政治學尋找解決方案，卻可能不是「最佳方案」，不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動物公民》中的理論，都只是動物政治學其中一種回應動物議題的途徑。吳宗憲也認同簡妤儒的看法：「動物政治學得以運作，討論和政策制訂時都還需要動物行為學家、獸醫行為專家的加入。」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並不一定有一套「標準答案」，但要化解一個動物議題，卻需要兩個領域的跨域合作，這也彷彿對應著「跨領域教學」背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