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09【臺灣的自然與歷史】伐木小匠眼下的臺灣雲豹

多年前，臺灣已頒布禁伐天然林的法令，無論在平野或高山，回首臺灣森林受伐的歷史，希望能夠適時提醒我們，未來如何看待臺灣的自然生態與物種生命。

從土地開發到伐木事業[1]

在郁永河採硫旅行的十七世紀末，除了安平附近的草原之外，臺灣幾乎處處榛莽，即使是低海拔的平原與丘陵地區，仍然覆蓋著原始森林；而漢人農業移民遷住臺灣，首先便需將原始林木清除，驅趕棲身其間的野生獸類，方能開拓田園、種植作物。學者統計，自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200年間，全臺約有六分之一的土地，經由此類型的拓殖性農地開發，改變了平地的原始森林地貌。

至於海拔較高的山林，在清末開港之前，官方為了防止民間反亂、原漢衝突，厲行封禁政策，僅領受牌戳的「軍工匠首」可發給下屬小匠腰牌，令其有進入山林的特權。伐木小匠以砍伐樟樹為主，供給臺南軍工廠約莫百艘軍船的興修作業，由於造船的需求不大，而且當時的林木運輸不易，伐木的規模尚在可自然修復的範圍內。清末山林解禁，又因樟腦的國際貿易需求暢旺，樟樹遭大量砍伐，甚至動用團練武力侵入部分山區，以獲取更多的樟樹資源；除了樟樹熬腦，其餘尚有如木炭燒製、修築建物、製造家具等用途，均僅止於利用低海拔山區的林木。當時人們甚至認為：臺灣沒有松、杉等質地緻密的林木，大宅與寺廟的木質建材，主要經由福建地區進口，內山的森林仍然是未開發的處女地。

日治時期，總督府歷經林野調查、林野整理的探索階段，配合理蕃計畫進入全臺深山部落，並引進近代化概念的森林計畫事業，設立多處林場，統治末期更因應戰爭的資源軍需化要求，遂行大規模的伐林作為；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伐林高峰，年度伐林立木材積略少於40萬立方公尺。戰後至1970年代，在以高價林木出口換取工業發展外匯的考量之下，進行快速且大規模的伐林，臺灣森林因此遭逢前所未有的浩劫，其年度伐林立木材積，1958至1976年間，年年超過100萬立方公尺，其中1972年更高達179萬立方公尺；1970年代末，經濟起飛、伐林趨緩；直至1990年代，因應國際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意識高漲，確定天然林禁伐政策，臺灣的山林方得喘息的機會。

從棲地消失到雲豹滅絕

早年論及漢人移民臺灣的歷史研究，大多從土地開發、引進農耕文化的角度切入；或以原住民的視角，認為漢人外來者侵墾原住民的土地；而少有以動物、自然與環境為研究對象，探討土地開墾與山林開發活動，審視其大量移除平野原始林木、砍伐高山森林、開闢蜿蜒數千公里的林道，因而造成野生動物棲地的喪失與破碎，導致物種受迫遷移、甚至寂然滅絕，並以此作為詮釋這段「開發」歷史脈絡的主軸。在平原跳躍、奔馳的梅花鹿，自然首當其衝；[2]而當人類開發的腳步進入山林，另一件活生生的物種滅絕案例，便屬臺灣雲豹了。

至遲在1980年代，便有學者提出臺灣雲豹已然滅絕的說法， 1997年，野生動物保育學者通力合作，耗時15年，研究範圍自平原到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地區，運用大量的紅外線感應照相機、氣味陷阱等方法，希望能捕捉野外臺灣雲豹的身影或科學證據，調查期間有研究者於大武溪畔心臟病突發過世，亦有不慎沒入湍流，不知所蹤者。這紙堪稱以生命完成的研究報告，2013年底，刊登於國際動物保育界指標性期刊《Oryx》，宣告臺灣雲豹已然滅絕；並提出臺灣棲地調查與獵物分佈統計的研究，認為台灣有足夠的條件引進亞洲大陸或東南亞的雲豹，在臺灣進行復育、野放，並恢復生態系統原本的營養級聯（trophic cascade），加入食物鏈頂端的「保護傘物種」，期許台灣成為全球雲豹物種保育的庇護所（refuge）。[3]

四年的時光過去了，直至今年（2017）初，當年的研究者仍於期刊為文倡議：臺灣在多年禁獵、禁伐的環境下，雲豹的獵物日增、棲地復育良好，期許未來雲豹能重返山林。[4]走筆至此，深深感到保育研究者面對物種瀕危、滅絕所付出的心血，期待野外復育臺灣雲豹的熱切心理。當年的伐木小匠受命砍伐林木，眼睛看不見臺灣雲豹；今日的保育學者以生命作研究，期待野外復見其神秘身影而不可得，其間的因果，引人深思。雖然筆者對引進、復育、野放外來肉食性哺乳動物：雲豹，以人為外力左右生態平衡，心中存有深重的不確定感。

持續消失的棲地

棲地的破碎與毀壞導向物種滅絕的危機，已是生態保育的共識。梅花鹿、雲豹是容易受人類注目的物種，我們尚可覺知其存在與否，進行調查、研究、甚或採取保育行動；可知某些物種，當牠被人類發現時，已處於瀕危狀態，例如：西子灣的柴山多杯孔珊瑚及墾丁的福爾摩沙偽絲珊瑚，此二臺灣特有珊瑚一才發現，就列為瀕危物種；相信有更多物種，在人類未曾知悉之前，已然因棲地毀壞而滅絕。

棲地與賴以維生的物種，一旦消失，便難以回復；人類中心主義的開發行為，怎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