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的最末一年中，救難犬可謂大顯身手了。」
來台灣本來預計要帶走４０隻受難狗的史迪葛教授，
在走前接受「台灣動物之聲」的訪問，談到救難犬時，感慨的說：
「在德語地區：從奧國、瑞士、德國，把許多訓練精良的救難狗送到災難現場，
用牠們一級棒的嗅覺，幫忙拯救災區中的受難者。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牠們的工作環境，一般說來，是如何的惡劣……」
只見牠們神勇，怎知牠們艱苦
二月，救難犬在奧國提洛省的帕滋諾山谷地區中分秒必爭，因為雪崩掩埋了整個加圖村，狗與登山搜救隊員被困在雪堆好幾個小時，到達災區時已經非常難找到生還者了。在冰冷及缺氧的情況下，15分鐘內，受難者身上便開始結了冰，這對狗鼻子而言，是增高了許多難度，這使得牠們極難於分辨受難者的衣服或者是身體的氣味。
八月在土耳其地震中，根據聯合國救難組織的登記，有41隻來自奧國，18隻來自瑞士，22隻來自德國的救難犬，還有許多私人組隊，帶自己的狗自費前往救援，狗兒得忍受極難忍受的40度的氣溫、灰塵，還要適應不尋常的腐屍氣味……九月的台灣的大地震，許多大樓在地震中，就這麼被震折倒，狗兒要在濕答答的雨中度過，在尖銳的馬賽克碎片中努力平衡……
儘管惡劣的工作環境，與執行勤務條件上的困
難，但是牠們還是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績。
只有在救人時，狗兒才會被真正當成同伴來對待，因為牠對人有用。然而，回顧號稱一切都飛躍進步的20世紀，有用的動物並不一定有好下場。
1999年七月，德國的動保人士歡欣鼓舞的，慶祝在大法官會議上釋憲的結果，裁定把生蛋雞關在籠子裡是屬於虐待動物的行為。卡斯魯爾市亦聲稱，經濟的發展，並不一定要犧牲動物福利。
在法律上有了突破，固然令動保人士為他們長期的奮鬥感到欣慰，但是，誰都知道，在實際生活的層面上，動物的處境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像台灣的動保法通過了一年多，而動物的處境並沒有因動保法而變得好一些些。全世界的動保人士都在繼續對抗官僚主義、貪婪、與人們的無知。
動物之所以受害，絕大多數是因為人製造的麻煩
據世界動保組織ＷＳＰＡ的統計，在科索夫戰爭中，至少死掉了戰區一半以上的動物與家禽家畜；在安哥拉戰爭中，倉皇逃亡出去的難民，以蚯蚓、老鼠、青草……為療飢糧食，當然，僅存被列進保護的272隻猩猩中，也為了饑民，而被犧牲了100隻。
饑餓，是一個殺動物的最合理的解釋，但是，我們大多時候，都不是因為饑餓而殺牠們。
像用藏羚羊下顎毛（或譯成喀什米爾絨毛）製成昂貴的柔軟圍巾，一條價值一萬美元，為這麼一條圍巾得殺掉五隻藏羚羊。雖然在1975年已宣佈禁止捕殺牠們，但是這個禁令，反使藏羚毛圍巾，從義大利到紐約，裝點少數人的衣櫥，被視為上流社會才擁有得起的財富與地位的象徵；此外，在領導流行的服裝設計工作室中，設計師漫不經心的一句話：「怎麼樣？要不要黑貂的腋下毛皮？」而只在那「要」與「不要」的決定聲間，就決定了千萬動物的生死存亡。利字當頭，連動物保護都是可以被消費的，像在台灣動物園裡引進澳洲的無尾熊。
儘管如此，幸虧有許多動物保護組織，在邁向21世紀時，還持續為20世紀遺留下來還無法進步的動物權而奮鬥。
ＩＦＡＷ在千禧年繼續抗議屠殺藏羚羊或藏區野生動物；義大利Tethys研究機構繼續為鯨豚爭取保護區；ＷＷＦ繼續去拯救瀕臨絕種的鸚鵡……。
這些動保組織的名稱，以及他們努力從事的目標，在台灣大部份人，包括許多動保人士，可能都不知道，也不關心，不認為和自己有什麼關係。通過了一年多的動保法對許多人而言，只是一部流浪狗捕殺與否的法律條例，而且也只貫徹執行似是而非的一條而已。
大災難中，許多人對救難犬嘖嘖稱奇，怪為什麼我們沒有自己的救難犬？！甚至讓有些為流浪狗請命的人，異想天開的，想為流浪狗製造就業機會，以為這樣可以免掉對狗的捕殺。不過，他們可能也不會為救難犬究竟要忍受什麼樣的待遇設想一下。我們在新世紀的動物保護觀，也許應該說是：「單純只因為他們是生命而照顧牠們，無關乎功利至於怎麼讓動物有用的想法，就先別去費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