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權」與「環境權」

　　然而殺戮與掠奪繼續發生在非人物種之間，而且有增無已。首先，隨著非人性的集約農場與動物實驗，動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苦難較諸過往，愈益深重而大量。其次，全世界每一秒就有相當於一個足球場面積的熱帶雨林，因人類的砍伐而消逝；野生動物也因棲息地受破壞與獵捕危機而紛紛絕種或瀕臨絕種。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第三條：「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這樣的宣示，對人類的和平前景，無疑帶來了極大的希望，但卻也預留下了一個「動物無權分享和平」的伏筆。因為這似乎明顯地將「理性和良心」，當作是「人得以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先決條件，易言之，人以外的其他動物被認定是欠缺「理性與良心」的，似乎就沒有權利獲得同樣的保障了。於是，「和平」變成了「人」此一特定物種彼此間的利益平衡，以及「人」之物種對其他物種的利益分配，如此而已。

 

　　假使面對有血有肉的動物，看著牠們因受虐或死亡而顫慄、哀號，都不能讓有「理性與良心」的人深自反省，而調整自己對牠們的態度，那麼，要寄望人對沒有明顯痛苦表情的植物，乃至周遭環境的無情物，賦予仁慈之心，那就更是緣木求魚了。

 

　　幸好在這個不利情況下，近三十年來，依然有少數具有前瞻眼光與仁憫心腸的知識份子，不忍目睹動物所承受到的深鉅苦難，從而跨出宗教意識或俗世偏見的藩籬，成為動物的代言人，推展遍及全球的「動物解放運動」，促使國家制定善待動物的相關法律；他們提倡「動物權」，這個名詞提醒著世人：在一個真正愛好和平的世界裡，動物不因其為「張三或李四的財產」而擁有「法定物格」，牠們只因其為（與人一樣）有感知能力的「生命」，而應擁有「法定人格」。

 

　　同樣的關切，也出現在對待植物乃至周遭環境的態度上。二十世紀七○年代，「環境權」的概念也被提出來了。

 

　　環境權，原指公民有在良好、適宜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其主體在人而非環境，此一名詞，最早是由德國的一位醫生於一九六○年提出來的。至二十世紀末，它的內涵漸由「人類主體性」移向「生態主體性」，而成為基進的綠色主張。

 

　　基進的「環境權」與「動物權」主張，都是在顛覆人類沙文主義，但是，二者卻是源自不一樣的生命情懷。前者起先是從人類永續發展之「自利」動機出發；進一步才在觀察反省之中，超越了「人類本位」的見地，強調自他互利的「生態中心主義」。

 

　　後者卻是在一開始就著眼於動物的苦難，產生了素樸的「利他」思想，並依綿密的辯證，以解構「人類本位」思想的正當性。「動物權」與「環境權」的呼聲，在「權利與義務對等」的邏輯思考上，是容易被設下陷阱的；然而它最起碼對人類沙文主義，有極其深刻而強烈的對治意義。它賦予了非人物種存活於宇宙間的主體性意義－－雖然那不是「道德規範的行為主體」，卻是「道德規範所惠及的生存主體」；套句湯姆雷根的話，它們不是「道德能動者」（moral agents），卻可以是「道德受動者」（moral patients）。

 

　　如本文伊始所言：重視人權，在人類文明史上業已跨越了一大步。事實上，只要肯談「人權」，我人就不得不承認：這是因同情弱勢，而建構出來的人道理想。然則，認同「人權」說法的人，就無法迴避「動物比弱勢的人更加弱勢」的現實。

 

　　是的，動物比弱勢的人更加弱勢，因為牠們沒有選票，無法透過集會、結社或示威遊行等民主社會的正當途徑，形成有效壓力，以改變不利於牠們的任何法律、政策與現實處境。所以，談「人權」的人，不宜將人與動物的兩種「弱勢」，形成兩種對待標準。

 

　　動物處境如此，生態環境亦然。就此點而言，「動物權」與「環境權」的呼聲，縱使在邏輯上容易被設下陷阱，但在運動的策略上，依然有其極高的說服力與感染力，讓人重新思考他對待非人物種所應盡的「義務」，而不敢再堂而皇之地把所有殘害動物與環境的自利行為，當作是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