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在「國際鯊魚研討會」中，筆者應邀作專題演講，首先指出：鯊魚是介乎「經濟動物」與「野生動物」之間的物種，但在台灣，迄今仍視其為「經濟動物」，筆者期待，官方不祇是在「攜手保鯊魚」運動中蒞會致詞、發表演說，在實際的決策層面，希望農業單位能把業已瀕臨絕種的鯊魚納為「保育類」野生動物，而不祇是要求漁民作「漁獲通報」的經濟動物而已。
其次，由於與會者一半以上是國際保育界或學界人士，筆者乃特別提到「生態保育」與「動物保護」的差別：前者著眼於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與人類對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上焉者尚能自謙人類為生態系的一環，下焉者還是以「大地萬物管理者」自居。對於動物的保育，主要著眼於它們多樣性的存在對於生態環境的幫助，於是量多則撲殺之，量少則覆育之。而動物保護則出自於同理心，尊重動物「趨樂避苦，趨生畏死」的強烈本能，對與人類同樣有覺知能力的動物，視為地球同伴，盡己所能以助其離苦得樂。
生態保育，由於一開始就著眼於「數量」在生態中的意義，於是同情心往往隨數量之遞增而相形遞減。例如：看到非洲草原上倒臥血泊中的犀牛，會生起強烈的同情感，另一方面又可坦然大啖漢堡牛肉；見到囚熊抽膽汁的慘狀，也會怒不可遏，但卻會坦然要求人們改用豬膽。這在動物保護者看來，似乎有些荒謬，但是無論如何，依孟子的邏輯，那是「見牛未見羊也」，君子的德行，總還是在「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情境之下，得以覆護、增長、廣大的。以此「見犀牛不見肉牛」、「見熊不見豬」的「不忍人之心」，擴而充之，可以「行不忍人之政」，總還有益於世道人心，比見到所有動物受苦受難都毫無感覺，總還好得多了吧！
康德的義務論，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不可將其視為「工具」，而應視作「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動物由於沒有理性，無有道德自覺，所以並不能列入道德族群的成員。但他依然認為應該要善待動物，原因在於：善待動物有助於心性的仁慈，從而裨益人類社會的和諧。
然而，動物難道只是助益世道人心的「工具」嗎？它難道沒有自存於天地之間的「目的」嗎？它難道沒有自己的主體性，而只能成為人類所宰控的資產嗎？有關心智能力的問題，彼得‧辛格的質疑更為銳利：同樣的論證使我們有理由用在幼兒與智障人身上。若將此三（動物、幼兒與智障人）之同一範疇而作區別，就是物種歧視。
雖然目標有所差異，但是「生態保育」與「動物保護」的兩造人馬，經常可以攜手作階段性的合作，鯊魚保育就是一例。保育人士認為：漢人嗜好魚翅羹，經濟成長更使得此一「佳餚」的需求量有增無已，從而在近十年間，壽命長、生育慢、性成熟晚的鯊魚明顯地產量驟減，漁獲量萎縮，漁民生計受到影響，而且長遠來看，鯊魚瀕臨絕種，恐將影響其他魚群的數量，海洋生態亦將因此而失衡。
而作為動物保護者，更在意的就是：國人所愛好的魚翅羹，來自鯊魚鰭。許多遠洋漁業，往往以極不人道的「割鰭」方式，讓大量鯊魚在魚鰭被割之後，在大海中緩慢死亡，更因此而面臨著瀕臨絕種的命運。這絕不祇是不能充分利用鯊魚其他部位，因此犯下「暴殄天物」的過失而已，我們試想：倘將人之手足截肢，然後浸泡於鹽水之中，他將承受何等無休無止的劇痛？所以，縱使眼前鯊魚存活量有增無減，沒有瀕臨絕種之虞，動物保護者還是要對鯊魚悲慘的處境，寄予嚴重的關切。
站在這個立場，我們強烈呼籲：善良的國人在瞭解真象之後，最好以個人「拒吃、拒買」，餐廳、飯店「拒絕提供魚翅入菜」的方式，響應全球性的「攜手保鯊魚」運動。因為，「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這才是保育鯊魚的正本清源之道。
昭慧法師於國際鯊魚研討會 演講「動物保護與生態保育」
法程／報導
佛教弘誓電子報第20期
由於與會者半數以上是國際保育界或學界人士，法師乃特別提到「生態保育」與「動物保護」的差別（該部分講詞已整理發表於五月十七日《人間福報》）。
由於法師在演講中描述魚翅佳餚來自「割鯊魚鰭」，過程十分殘忍，在座某位漁民朋友發言表示：自己從事漁業，捕撈鯊魚絕不可能有「割鰭而將魚身扔入大海」的情事，一般捕獲鯊魚，會立刻用電擊給它「安樂死」，然後再割截全身為幾個部分，每一部分都會充份利用。面對如此咄咄逼人的質疑，法師反問道：
一、台灣捕獲的鯊魚，確實是有全魚利用，但你能保證其他國家（包括遠洋漁業），為了謄出貨櫃以儲藏高價位的魚體，會沒有將鯊魚割鰭後棄入大海的行為嗎？
二、從來就沒有任何一種死亡是不痛苦的。縱使是電擊，你能認定那叫作「安樂死」嗎？如果是這麼安樂，那我們為什麼不敢將癌末病患電擊了事？
按，台灣捕獲的鯊魚，確有全魚利用，除魚鰭製做魚翅之外，魚肉則作為干貝替代品，製做鱈魚香絲等。但割鰭棄魚的鏡頭，則在Discovery頻道中確曾播出。近海漁業可能不會如此，但遠洋漁業卻為了謄出貨櫃以儲藏高價位的魚體，往往有割鰭棄魚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