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權力說真理？
--動物保護政策倡議的三層次策略
壹、前言
「推動動物保護工作很難嗎？」，這向來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民眾對於「台大生虐貓案」(劉志原、鍾麗華、黃旭磊，2010)的群情激憤，修法對虐待動物者加重刑罰，種種跡象都看得出社會對於虐待案件的深惡痛絕，似乎動物保護推動政策並不難推動。然而，若將場景轉到為了防治禽流感而「殘忍地撲殺禽類」(李娉婷，2015)，或者將場景轉到客家義民祭「不人道餵養神豬」(林佳慧，2011)，乃至於海生館「終生囚禁鯨鯊」(廖靜蕙，2014)，大眾卻彷彿視若無睹，與對待虐貓案的反應南轅北轍，從這些案例來說，推動動物保護政策，又是難上加難的一件事情。
上述這些案例中，若所欲保護的，是經濟動物、展演動物、因習俗而遭受虐待的動物，由於他們需要訴諸的，不只是個人的仁慈與愛，還需要突破人類的政經結構與文化習俗，因此，其難度不言可喻，而這種對動物保護二分法的現象，在Herzog的著作「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一書中，有清楚的說明，並將問題歸諸於「人類理性與獸性力量終年相互拉扯不可避免的結果」(彭紹怡譯，2012：365)。O’Sullivan(2011)則是將這種「人類對不同動物差別對待」的邏輯，稱為「內在不一致」(internal inconsistency)，並且認為，解決「內在不一致」的問題，比起解決「外在不一致」[1](external inconsistency)的問題還更急迫。
但是，面對人類主宰下的「狗是寵物、豬是食物」的「內在不一致」問題時，究竟應該如何處理，才能夠真正使動物得到保護，卻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
有些倡議者主張透過個人層次的反省來解除道德困境，例如：Herzog就認為，人們必須接受人類道德的複雜性，並學會與自己妥協。但是，對於動物保護政策的推動者來說，必然不可能以此為滿足，也必定會更進一步地，尋求集體層次的動物保護方法。若然，則吾人必須關心者，便是：從集體社會層次來說，有哪一些理論可以用來指引動物保護政策倡議的行動呢？
集體社會行為，由於涉及複雜的政經結構，要如何能夠干預，才能夠獲致最後的倡議成果，向來是政治學者所關心的問題。Smith(2012)在其著作「動物治理」(governing animals)一書中，便試著要透過動物行為學或獸醫專家，建構一套代議制度，讓動物能夠有代表其利益的功能團體，使其需求，能夠跟其他人類的利益團體一般，同時被納入當代民主制度中相互抗衡，以避免目前動物單方面受人類剝削的狀態。另外，O’Sullivan(2011)則主張，動物保護者應透過「資訊揭露」的方式，讓目前刻意被遮蓋的，受苦難的經濟動物、展演動物或實驗動物的處境，能夠被人類「看見」，才有可能引發人類的同情心，將他們的保護提升到同伴動物的層次，克服「內在不一致」的問題。
但是，筆者認為，面對人類的集體社會行為，動物保護者的倡議行動，恐怕還必須有更深入的多元策略，才有可能收效。筆者發現，透過街頭遊行議會遊說，或許對於同伴動物保護的議題，效果顯著，但是，若動保人士碰觸的是人類的肉食習慣，或是少數族群的文化，便常常會遭來非常惡意的譏諷，與強烈的反彈。舉例來說，倡議經濟動物的人道養殖，或減少食用動物的殺戮的動保人士，常被譏為「偽善」或「不切實際」，提倡「禁止野生動物的狩獵」，而被批為「以漢人或中產階級文化壓制原住民文化」，也是家常便飯。若社會集體意識如此，則這些動保主張，欲吸引大眾支持，進而影響政策，便成為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此，為了產生有效的政策倡議，吾人必須瞭解不同動保議題所面對的政治系絡，並且發展新的政治策略，才能夠有效的落實各種不同面向的動物保護目標。
筆者將在下文中，將先介紹「權力的三個面孔」(Gaventa,1982)，從主流的政治多元主義(Schumpeter, 1942; Berelson, 1954; Dahl, 1956)開始，嗣後將社會學中的「資產階級化」(embourgeoisement)以及「霸權」(hegemony)等概念(Gaventa,1982)帶入之後，了解弱勢者為何不參與(Verba & Norman, 1972)。若主流的多元主義場域中的權力角逐，是所謂的「權力的第一種面孔」，則透過權力將異議者的聲音阻擋於體制之外，就是Bachrach & Baratz(1962; 1970)筆下的「權力的第二種面孔」，最後，則是Lukes(1974)所談到的「權力的第三種面孔」--強勢族群透過意識形態的形塑，使得弱勢族群根本無法意識到權力被剝奪，因而無從產生反抗的企圖。
在介紹完權力的三個面孔之後，筆者將以Gaventa(1982)所發展出來的三層次權力架構，來解釋國外動物保護政策推動過程中，所遭遇的三層次暴力--「偏差暴力」、「制度暴力」以及「文化暴力」問題，在最後，本文將進一步以Gaventa(1982)的分析架構，來建議國內的動物保護工作者，應該如何在不同政治系絡下推動適當的政策方案，才能夠產生實際的政治效益。
貳、權力的三種規範性理論
一、權力的第一種面孔
權力的第一個面向，是循著多元主義者邏輯而展開的(Dahl, 1969;1957；Polsby, 1959; 1963)。他們認為所謂的「權力」，指的是在社會場域中，某一方透過各式資源，使得另一方改變行為的一種介質，最著名的定義就是Dahl(1969;1957)所定義的：「如果A能夠使B去做B原來不想去做的事情，那就A對B有權力」，也因此，如果要研究「權力」，其重點應該集中於研究「誰參與、誰得到，或失去甚麼，以及誰在決策上取得優勢」[2]等等內容(Polsby, 1959; 1963)。
如果吾人將「權力」以及研究重點作如上的定義與限縮，便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多元主義在權力研究上的三種假定(Gaventa,1982)：
(一) 首先，只要某群體民眾對政府產生不滿，就一定會有所行動：而民眾會去選擇參與他最關心的政策領域，這樣的行動，就可以有效地爭取到該群體的實質利益(Polsby, 1959)。
(二) 其次，公共決策的場域，會向社會上的所有人開放：在多元主義中，非常強調決策的分散化，因為社會上的所有人都能夠透過管道影響公共政策，最後的決策才會有意義，Dahl(1961)在研究New Haven市政府的決策後，便指出，美國的政策有意義，就在於個人能夠在決策過程中的每個節點，透過個人的方式，去找到一個代言人，並介入影響政策。
(三) 最後，某群眾領導的聲音，可以視為該群體的主張：多元主義認為，群體最後自然會找到代表自己群體的領導者，並且會隨時間遞嬗而流動及更替(Polsby, 1963)，也因此，在民主的制度中，在進行決策的妥協過程中，沒有一個團體的聲音會被忽略(Dahl, 1961)。
以上三個假定，常也就是許多民主國家中主流民眾的看法，既然制度上並不存在任何參與的阻礙，民眾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因此，民眾若不參與，或者不行動，導致自己的利益受損，民眾得要反省，自己有沒有負起相當的責任，是否因為自己的政治興趣低落(apathy)、政治無效能感(political inefficacy)、犬儒主義(cynicism)、疏離感(alienation)甚或是「無道德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等等(Banfield, 1958；Almond &Verba, 1963)因素所造成，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弱勢民眾的權益受損，就不再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問題了。
然而，行筆至此，讀者必然會發現，前文所提到的三個假定，恐怕不能夠完全成立，弱勢者在權利受到壓迫時，因繁重的工作壓力而無法參與政治；社會上的參與管道與個人的參與能力並不一致；弱勢族群缺乏有力的代表，這種種的問題都有可能導致多元主義的理想未能實現，因此，若將問題歸諸於弱勢民眾的個體，恐有「怪罪犧牲者」(Blame the victim, 1971)之虞，因此，若欲矯正多元主義的困境與傾斜，必須有其他分析「權力」的角度。
二、權力的第二種面孔
但有多學者並不認同多元論者的觀點，Schattschneider(1960)便認為，將不參與的責任，歸咎於弱勢者的刻意忽視參與、漠不關心與無能，是民主社會的主流看法，然而，這麼做便忽略了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也就是，這些弱勢者的怠於參與，其實是導因於他們能夠反映意見的管道，被壓抑了。如此一來，「最有需求的人，能展現出最高強度的意見」的假定，便不再正確，因為，那些已經在場域中能做決策的人，可以事先透過抑制某些表達的管道，進而削弱其他人的參與。於是，Bachrach&Baratz (1962;1970)在多元主義的權力觀之外，另外提到政治場域中尚存在著「權力的第二個面孔」(second face)，在這個思考路徑下，有權者可以透過制度的進入障礙，將弱勢參與者排除在外，產生所謂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若此為真，則研究權力的政治學者，不應該只討論「誰參與、誰得到，或失去甚麼，以及誰在決策上取得優勢」，也應該同時討論「誰得到甚麼、在甚麼時候得到、如何得到，以及誰被排除在外，如何被排除在外？」[3]
根據「權力的第二個面孔」的邏輯，學者提到「無議題途徑」(non-issues approach)的概念，強調權力的無形效果(reputation)比它的實際運用(exercise)更為重要(Crenson, 1971)，因此，權力最重要的呈現，未必是在政策競逐的場域中奮力求勝，而是透過權力來提前決定，那些問題可以進到競逐的場域，那些不行(Parenti, 1970)？這些弱勢者提前出局的現象，可以在研究美國黑人參與(Salamon & Evera, 1973)與農民政治參與(Wolf, 1969)時得到佐證。
但是，上述透過權力提前排除弱勢參與者的理論，雖然言之成理，但最大的困境，就是難以得到實證的資料證明。通常，這種權力的運用，通常是暗地進行的、隱晦的，甚至是私相授受的，因此，「權力的第二個面孔」最大的困難，不再於理論本身，而在於這些制度的影響力的存在，應該如何被實證(Crenson, 1971)。
除了面對多元論者對於實證可能性的質疑以外，讓「權力的第二個面孔」邏輯腹背受敵的是，另外有一些學者認為，「權力的第二個面孔」並沒有考慮到，權力的展現，除了截斷弱勢者的參與管道以外，還可以對弱勢者從意識形態上展開「洗腦」(Lukes, 1974)，如此便可從根本上消除弱勢者的反抗。
三、權力的第三種面孔
在Lukes(1974)的著作中，對權力下了一個更廣泛的定義，他認為我們之所以能認為，某A對B有權力，是因為A能夠影響B去做違反他自己利益的事情(A exercises power over B when A affects B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B's interests)，由於這個定義並沒有詳細說明權力的載體，因此，只要是A能夠讓B去做違反B利益的所有方法，都能夠視為A對B是有權力的，也因此，Lukes(1974)的權力概念，超越了前兩個途徑，根據他的定義，A不只能夠要求B做B不想做的事，他也能夠影響、塑造以及決定B的需求，並且，A發揮權力的方式，也不僅止於不讓B進入決策場域，而是根本就不讓你產生需求，簡單地說，權力的第三種面孔，重視的是強勢者對弱勢者在意識形態及思想上的控制。他們認為，政治行動之所以能夠激起，或讓人們滿意，不僅止於依靠獎勵，或者壓制而達成，也能夠透過改變人們的需求以及期待而達成(Edelman, 1971)，強勢者可以透過「意識形態宰制」(ideological predominance)以「驅動中下階級的共識」(engineering of consent) (Milliband, 1969)。
但「權力的第三個面孔」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這個途徑的優點，但也成為致命的缺點。首先，由於這個途徑使得研究焦點不只能聚焦在可觀察的，個人的，行為主義(Lukes, 1974)，而能夠讓社會學的其他研究解釋，包括社會壓力、歷史模式等，都能夠放進來考量(Gramsci,1971)，但是，要如何證實社會壓力、歷史模式及意識形態對於個人認知造成的影響，便很難透過實證主義進行研究了(Gaventa,1982)。
參、權力理論與動物保護
一、權力的第一種面孔與動物保護政策
在權力的第一個面孔中，研究的重點是「誰參與、誰得到，或失去甚麼，以及誰在決策上取得優勢」。若以此途徑來觀察公共政策的制定，則觀察重點有二，首先，是在政策場域中產生的實際衝突為何，以及為了解決衝突，進行政策互動的過程中，誰佔了上風。其次，則是參與政策互動的各方利益團體，投入了哪一些資源：包括有形與無形的資源，最後才造成了當前的互動結果。
動物保護政策場域中，對於所謂的「對動物的暴力異常行為」(deviant violence to animals)(DeMello,2012: 242)的認定及執行，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起點。每個社會都有對於「殘忍」的集體認知，雖然每個社會都認同殘忍是「故意讓動物遭受不需要的痛苦、苦難以及苦痛致死」(Ascione & Lockwood, 1998)，但是究竟每個社會裏頭「無法接受的行為」所指涉的特定具體事項為何，最終還是需要整體社會，透過政策過程加以認定。一般來說，在已開發國家中，因為這些貓、狗等動物，被大多數民眾當作家人來看待，因此民眾普遍會將對待貓狗等同伴動物的惡劣行為，視為殘忍的，這些行為包括：刻意虐待(包括槍擊、讓動物打鬥、拳打腳踢、淹死、刺傷以及燒燙傷)及疏忽(如挨餓受凍)等，對這些行為，民眾會將之定義為「對動物的暴力異常行為」，因而多數的民眾會要求立法給予行為規範，並課以罰則。
然而，雖然已開發國家中的同伴動物，獲得大多數民眾的青睞，而給予立法保護，但反觀經濟動物，在多數民眾的忽視，也不願投注資源去影響政策的狀況下，只有少數動物保護團體大聲疾呼，是無法成為法律上所應規範或處罰的「動物暴力異常行為」，仍被排除在非殘酷對待的動物名單之外，即便某些國家，在動物保護團體的努力下，制定了人道屠宰經濟動物的相關規範，但實際上由於檢查人力的缺乏，還是很難介入調查了解實際狀況，遑論進一步地處罰。
上述兩類動物處境的對照，便可發現，動物保護政策並非存在真空當中，而是與多數民眾的期待，以及投入資源的多寡息息相關，若多數民眾能透過政治過程，利用自身的有形、無形資源，及對政策的影響力，立法將所認知的「對動物的暴力異常行為」給予管制或施予罰則，便是「權力的第一個面孔」所分析的對象。而從已開發國家的動物保護政策制定經驗來說，若以「權力的第一個面孔」來分析同伴動物政策的制定，應當是合適的，在這當中，多數民眾都能意識到動物的權力，並且願意投入資源，挺身而出去影響政策，在這當中，政策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各方背後權力的強弱，在此中各方可以運用資源，表達意見，展現權力，並不存在制度的壓制以及塑造意識形態的問題。
二、權力的第二種面孔與動物保護政策
在「權力的第二個面孔」(second face)中，有權者可以透過制度的進入障礙，將弱勢參與者排除在外，產生所謂的「偏差動員」效果，因此，若欲透過「權力的第二個面孔」作為視角，分析的焦點，則是優勢團體如何透過儀式、制度性程序來維持系統，來維持某些特定團體利益的規則，產生「遏阻性決策」(non-decision)的過程，而根據Bachrach & Baratz(1970)的分析，產生遏阻性決策的行為，又可以分為顯性以及隱性兩種，在顯性的遏阻性決策中，強勢者可以透過強迫、威脅或吸納、建立程序或者障礙，來阻擋弱勢者進入決策場域。而在隱性的遏阻性決策中，則又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強勢者透過「制度性的不行動」產生「應作為而不作為」(decisionless decisions)效果，或「放任漸進演變而形成意外地累積效果」(unforeseen sum effect of incremental decision)，另一種則是「期待的反射規則」(rule of anticipated reactions)，由於弱者會擔心，在反映意見之後，對方會有很強烈的壓制，因此選擇不表達意見。上述種種方法，都是強勢者能造成「遏阻性決策」的手段。
在人類權利的演化過程中，包括種族隔離的教育，男女同工不同酬等政策，就是「遏阻性決策」的表現，強勢者透過進一步剝奪弱勢者的各種資源(如知識能力、薪資)，或制定對弱勢者不公平的法律，程序(如特殊族群的參政權)，使其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降低或消失，就能夠成功達成「遏阻性決策」，可以想像的是，之所以能夠產生這種「遏阻性決策」，通常是因為宰制團體擁有絕對的經濟及政治權力的優勢。
至於在動物保護政策上的「遏阻性決策」，也就是Demello(2012：237)所稱的「對動物的制度性暴力」(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to animals)，的確，雖然一般民眾較過往看似更關心動物了，在各式電視影集中，動物星球、國家地理頻道成為全球受歡迎的節目，也有越來越多的動物保護團體興起，然而，大眾關心的，似乎較傾向於個別動物的虐待，對於集體的制度性暴力，關心的不多，甚至於有時候，這些集體的制度性暴力，不但不被認為是一種暴力的形式(a form of violence)，甚至還是社會所默許的。這些對動物的制度性暴力，通常與資本主義密切相關，生物科技產業對實驗動物的濫用、畜牧產業對於經濟動物的不人道措施、馬戲團等娛樂產業對展演動物的剝削、為了國際貿易交易而大量濫捕野生動物，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經濟系統中，一切都變得如此的天經地義。在這情境下，即使社會中有極少數的動物保護團體，認知到動物制度暴力的嚴重性，但由於資本主義將動物視為生財工具，形成了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使得一般民眾對動物的制度性暴力，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
三、權力的第三種面孔與動物保護政策
Edelman(1960; 1967)認為，「權力的第三種面孔」之所以形成，與社會迷思、語言以及符號，以及權力運作過程中可以塑造及操縱的東西有關。因此，我們應該要特別研究優勢者如何透過各種方式，形塑他的合法性的過程(Mills,1956)，這類第三種途徑的權力運作，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達成。第一類是透過直接的溝通，優勢者可以經由大眾媒體以及教育等政治社會化過程(Lukes, 1974; Mann, 1970; Frey, 1971)，消弭弱勢者的反對聲音。第二類則是長期的壓抑產生的間接影響，首先，許多研究指出，弱勢者長期的失敗經驗，會使他們產生習得無助感，開始變得宿命論(fatalism)、自我否定(self-deprecation)以及不適當的冷漠感(undone apathy) (Katznelson, 1973)，也因為這些習得無助感，是弱勢者回過頭來降低自我的需求與期望(Korpi, 1974)，也因長久自信低落，而不得不接受了社群的普遍價值觀(Freire,1970)。其次，某些弱勢者可能會因為長期對自身利益倡議的參與不足，而降低了影響政治的企圖(Seeman, 1966; Pizzorno, 1970)，也因此，最後弱勢者們有可能因為政治企圖的差異，對期待的目標產生不同的看法(Garson, 1973; Gramsci, 1957)，這時候，宰制者變可以利用弱勢者的分裂，刻意在些時候扶植某些意見，打壓另一些意見(Gaventa,1982)，如此一來，弱勢者的意見便更難以統一，而向優勢者反抗。
至於在動物保護政策上的「權力的第三種面孔」，就是Demello(2012：240)所稱的「對動物的特殊文化暴力」(culture-specific violence to animals)，這些文化暴力的產生原因，來自於歷史當中更根深蒂固的傳統與習慣，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後，國家或民族內部，會將內部的人力階層化，也使得社會產生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因而有效率地產生向外擴張領土的動力，這也更加強化了人們根據遠近親疏，將不同的個體「他者化」(othering)與「本質化」(essentializing)的習慣，最後區分出「自己人」與「他人」，然後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Demello2012：258)。
將人類與動物對立起來，也是「他者化」的慣性，如果「他者化」已經形成了跨族群文化的習慣，就會形成很強烈的「對動物的文化暴力」，舉例來說，人類已經習以為常的「肉食癮」，便是這種類型，再例如，為了人類開發牧場或房地產，肆意地破壞野生動物(野狼、臭鼬)的棲地，為了人類的娛樂目的而生的打獵，割取鹿茸、牛角、象牙以及頭做為戰利品，甚至還有Safari Club International這類的組織，以獵取「非洲五大件」(The Africa Big Five Grand Slam)[4]作為光榮的印記。事實上，許多科學數據都已證明，現代人過度的肉食對於身體健康會產生負面影響，過度的畜牧業也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危機，但在人類飲食文化中牢不可破的文化習慣，卻深刻地產生了「對動物的文化暴力」。
某些文化雖未普及化成為全人類的文化，但卻有一時、一地的特殊性，這種對動物的特殊文化暴力，在我族認同、文化傳統，或宗教信仰的大纛捍衛之下，即便在他人的認知中非常殘忍或荒謬，但在我群當中卻變得非常合理，甚至會「聖化」成為集體的盲思，也就因為這樣，西班牙殘忍的鬥牛活動、英格蘭的獵狐陋習、美國的鬥雞文化、中國與越南的吃狗肉傳統、還有尼泊爾女神祭的動物殺戮、日本的捕鯨傳統，非但不能符合動物福利的標準，也未必對人類有科學或經濟上的正面效益，但卻做為「特殊文化性的暴力」而存續著，有時透過族群、宗教的集體力量來捍衛其正當性，有時候就算已經是國家所明文禁止，但習俗還是深植民心，絕大多數民眾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問題，在這樣的文化暴力環境中，作為極為少數的動物保護者，不但缺乏抗爭的資源，甚至連抗爭的合法性都會受到質疑，也因此常被貼上背叛國族、宗教異端，或離經叛道的標籤，在長久抗議無效的過程中，動物保護者最後只能選擇噤聲。
肆、權力理論與國內動物保護政治倡議的經驗
一、Gaventa的整合性「假設模型」
前述權力的三個研究面向，雖然都有符合實際政治運作的一面，但也各自有其理論的哲學基礎，因而各哲學都有其規範性的色彩，也因此對現狀問題下，所提出的政策方案，也都各有堅持。權力的第一個面向，強調只要將民主制度建構起來，各方利益自然就能透過政策參與來使政策衡平；權力的第二個面向，強調政府必須克服資源不平等對弱勢者造成的進入障礙；權力的第三個面向，則認為政府必須祛除整個群體因為意識形態而造成的集體盲思。然而，因為上述三種權力面向，似乎都某種程度能夠描述當前的政策運作過程，因此，作為實證主義的政策觀察者，若能夠更多元地整合三種途徑，就能夠更清晰地了解權力的運作，以及在各種不同的政治系絡下，提出最佳的政策解決方案，這也就是Gaventa(1982)嗣後提出下圖「假設模型」的背景。
在Gaventa(1982)的「假設模型」裡，他提到了幾個重點。
首先，他提到了權勢者與無權者之間關係的運作原則。
1. 相互強化的關係：權勢者與無權者是一種相互關連且相互強化的關係(interrelated & accumulative)，因此，不管是在權力的第一途徑(即圖中1與4之間的關係)、第二途徑(即圖中2與5之間的關係)或第三途徑(即圖中3與6之間的關係)上，當無權者長久不挑戰權勢者，就會使權勢者對他的權力越發強烈。
2. 階段累積的關係：此外，每一個權力途徑之間也會相互強化(即圖中1.2.3.之間的關係)，前一階段途徑所累積下來的權力，會強化為下一個階段權力途徑的強度，也就是說，若是在政治場域的政策競逐(第一個權力途徑)中，權勢者能長久地勝過無權者而影響決策，這樣的權力會累積到第二權力途徑中，使權勢者能更有效地使用「遏阻性決策」來壓抑無權者，長久壓抑無權者的結果，最後會產生意識形態的型塑(第三權力途徑)的效果。
而若欲調整權勢者與無權者間的不公平互動，無權者必須注意到幾個原則。
1. 權力先於政策：若希望政策能產生任何調整，其重點不在政策訴求本身的良窳與否，而在政策背後的權力關係如何。只有當無權者抗爭後，使得其與權勢者間的權力開始產生變化，其所主張的政策才有可能出線。
2. 共識的建立：然而，無權者與權勢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要能真正產生變化，還必須克服某些問題，包括：無權者必須要能夠先建立起無權者群體之間的共同需求、尋找政策的共識，以及共同的政治策略，否則容易被個個擊破。
3. 全面性策略：在建構共同需求、政策與政治策略時，必須一併考慮將三個權力途徑上的弱勢關係一併解決，無權者必須要能夠透過某一特定議題，同時達到反抗三種權力途徑的力量，產生「在議題上的行動動員」(mobilization of action upon issues)，以對抗權勢者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
4. 突破性行動：無權者必須設法建立起己身的各種有形及無形的資源，不能僅關注於實質的政治資源。在抗爭行動時，只要能夠在某一特定權力面向上取得成果，就能夠動搖權勢者在所有面向上面的權力關係。舉例而言，若能夠在上圖7.中，在明確的議題上與權勢者公開競爭資源而能成功，就有可能使行動8.「依據議題或障礙來採取行動或動員」能夠更加順利，反之亦然。
5. 結果的影響：無權者所發動的抗爭行動，未必要取得勝利，就算失敗，只要能夠消耗權勢者在三個面向上的資源與權力，就為下一次的成功產生了利基。
二、整合性權力理論與我國的動物保護政策經驗
(一)在第一種權力途徑下的動物保護途徑
1. 第一種權力途徑與同伴動物保護政策現況
在權力的第一個途徑中，研究的重點是「誰參與、誰得到，或失去甚麼，以及誰在決策上取得優勢」，在這個途徑當中，由於權勢者與無權者之間的扭曲關係，尚未進階到遏阻性決策與形塑意識形態的階段，因而動物保護者可以透過媒體傳播其訴求，透過示威遊行表達其意見，並且在政治決策場域(如國會或政府)中與反對意見做政策競逐。在我國，通常「同伴動物」保護的政策，可以視為在第一種權力架構下所進行的政策互動，由於台灣擁有寵物經驗的民眾約佔全體民眾的10%，因此整體社會尚能認同「同伴動物」的保護，舉例而言，在專門以流浪動物作為主題的電影「十二夜」披露了收容所的慘況之後，整體社會對於寵物棄養所造成的流浪動物問題，便產生更大的關注。因此，立法院制定了公立收容所「零安樂死」的政策(周思宇，2015)，並且整體社會對於流浪犬採取TNR(捕捉、結紮、回放)方式放養的接受度，也提高到近7成(黃麗如、謝錦芳，2015)，動保團體也提案，要求國會能夠制定更嚴格的寵物業管制政策(沈君帆，2013)。
2.第一種權力途徑與同伴動物保護政策困境
無疑地，在動物保護團體及愛護動物民眾投注各式資源，透過各種管道強化宣傳下，民眾對於同伴動物的種種不當飼養，已經從過往「社會默許接受」的作法，成為「對動物的暴力異常行為」(deviant violence to animals)，並且逐漸形成正式的動物保護法律與政策，同伴動物保護政策情勢似乎一片大好。
然而，寵物管制政策的研究者卻也指出，歸類在「道德性政策」的動物保護議題，常也難逃該類政策的執行困境，由於動物受虐的影響非常容易產生「道德震撼」，因此在相關受虐訊息曝光初始，非常容易引起整體社會的同仇敵愾，然而，民眾對此類道德政策議題的關注並不長久，因而在同伴動物保護規範立法之後，面對缺乏行政資源無法執行的窘境，民眾卻常視而不見。此外，前所提及的「道德震撼」常使得民眾要求政府制定出陳義過高，但可能缺乏因地制宜特性的法規，有時反使得寵物業者遁入地下化，使寵物的處境更為惡劣。(吳宗憲，2012)。
3. 第一種權力途徑與動物保護政策困境之解決建議--「落實政策執行績效」
雖然同伴動物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動物保護團體可以透過媒體散布動物受虐的照片，進而激起民眾的義憤，影響輿論，進而使得相關管制政策得以順利通過，然而，我們也不能夠忽略了，寵物業者實際擁有財務及物質資源，且實際管領了寵物，他們的實際行動對寵物都產生莫大的影響，而政府官僚則在自身資源的局限下，考慮到對業者取締的效果，會產生各種多樣且寬鬆程度不一的管制執行方案。
筆者認為，在第一種權力途徑下，由於民眾常常基於義憤，而給予立法者過度的壓力，建構出陳義過高的政策，然而，由於民眾「口是心非」的特質，因此過度嚴苛的政策方案，在執行時會產生無法有效落實的反效果。因此，同伴動物的相關政策困境，必須更透過循證的過程，細緻地考量如何能夠「落實政策執行績效」。第一步，政府在「政策輸入面」上，必須透過循證的方式來規劃動物保護政策，舉例來說，當不同的動物保護團體，面對是否以及如何落實TNR的政策爭議時，便可以根據特定地區的「政策試點」經驗，蒐集循證的資訊，之後再進一步思索是否及透入多少行政資源；第二步，政府在「政策執行面」上，必須根據動保實際需求，設計動保行政單位的業務項目、組織位階及分工、人力配置上的規劃，否則無法因應民眾要求的嚴格執法密度；第三步，政府在「政策輸出面」，必須分析政策利害相關人的順服程度，除了動物保護團體的要求，也必須考慮寵物業者的配合度，以及政府第一線人員的行政資源，建構可行的政策措施，才能使動物保護政策能有效執行。
(二)在第二種權力途徑下的動物保護途徑
1. 第二種權力途徑與動物保護政策現況
在權力的第二個途徑中，權勢者可以透過制度的進入障礙，將無權者排除在決策之外，產生「偏差動員」效果，在這個視角下，我們分析問題的焦點，則是優勢團體如何透過儀式、制度性程序來維持系統，來維持某些特定團體利益的規則，產生「對動物的制度性暴力」。相較於第一種權力途徑下，對個別同伴動物虐待的關注，社會大眾對其他動物的集體制度性暴力常是默許的，即便民眾對受剝削動物的苦難有或多或少的同情心，但因民眾多半難以超越自己的經濟利益，反過頭來為經濟動物、實驗動物、野生動物權益請命。在這樣的自利前提之下，動物保護人士在推動上述政策議題時，所要對抗的，是整個社會的龐大集體制度性暴力。
舉例而言，儘管國內動保團體「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曾多次抗議國際大公司麥當勞所使用的雞蛋是非人道生產的(汪彥成、王奕蘋，2015)，但因為大眾多半考量的是產品的價格，故默許動物被虐待的情況，也因此，廠商對此常虛應故事，政府亦未真正積極介入；又例如，雖國內動保團體TSPCA積極推動禁止化妝品廠商使用動物作實驗，但在廠商利益團體的施壓之下，也遲遲難以進入立法院的程序委員會(張語羚，2015)；再如，多個動物保護團體推動禁止野柳海洋世界、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停止提供海洋哺乳動物表演(朱淑娟，2015)，但由於民眾的忽視及業者的商業利益，政府與業者對這些呼籲，多採取低調回應；最後，在野生動物方面，關懷生命協會曾要求政府能立法重罰台灣原生食蛇龜、柴棺龜的盜捕(廖靜蕙，2014a)、其他動保團體也曾要求對苗栗石虎進行保育，停止或縮小苗栗的土地開發案(廖靜蕙，2014b)，但這些要求，卻也都因為背後隱藏的經濟開發利益，幾乎都無法產生有效的政策調整。
2.第二種權力途徑與動物保護政策困境
第二種權力途徑下的權力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制度性暴力，我們可以從「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一窺端倪，首先，由於民眾是理性自利的，涉入政治將耗費個人成本，因而通常會對於決策的過程保持「理性無知」（浩平等譯，2003：27），公民選擇「搭便車」（Olsen, 1965）是「集體行動邏輯」中很自然的現象。其次，也因為官僚與代議士亦是自利的（Niskanen, 1975; Downs, 1957），他們本身並沒有政策偏好，因此在制定政策時，代議士會有極大化選票的動機（Downs, 1957），而在執行政策時，官僚也會企圖極大化自身生涯收益（浩平等譯，2003：26），因此，無論代議士或官僚，因此政府最終通過何種法案，並非取決於官僚的公益判斷，而是取決於競爭中，利益相反的兩個集團的力量的對比，力量強大的往往是贏家（Peltzman, 1976; Buchanan, J. M., Tollison, R. D. and Tullock, G., 1980）。
因此，雖然面對龐大的利益團體的壓力，民眾理應會幫助與自己處境類似的弱勢群體，但在「理性無知」與「搭便車」的狀況下，常使得弱勢族群越發弱勢，有利於特定利益團體、代議士與政府官員構成政策「鐵三角」（iron triangle）（Lowi, 1979）或「地下政府」（sub-government）（Freeman, 1955）。而因為動物的權益，相較於社會中其他弱勢群體，又更加地弱勢，一般民眾更難以意識到動物的受虐處境，因而前述「搭便車」問題，在動物保護政策議題上，又更為明顯，也使得政策的「鐵三角」更為強韌，使得政策的修正更加地困難。
3. 第二種權力途徑與經濟動物保護政策困境之解決建議--「降低政策交易成本」
在公共選擇理論架構之下，解決政策問題的方案，常無法透過訴諸情感或者倫理，一蹴可幾達成終極的目標，政策規劃者，必須考量人性的需求，計算政策改革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漸進式地修正制度，使新的制度，能夠凝聚新的策略聯盟，再一步一步往前推進。對於政策執行者，也必須為其設計有效的誘因機制，降低其執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而在制度逐步調整的過程中，讓代理人利他的動機能夠逐漸發生效果。
筆者建議，在第二種權力途徑之下，動物保護倡議者要能設法為投入政策的各方「降低政策交易成本」，根據不同的情境計算執行成本，採取不同的政策方案。第一步，在「政策輸入面」上，政府必須分析該動保政策倡議當中，各種政策利害關係人背後的利益，透過談判策略的設計，在立法過程中，尋求政策的結盟，尋找現況下最佳的動物保護政策，而不是追求陳義過高，但無法獲得支持的政策方案；第二步，在「政策執行面」上，政府則可以思考，協助建構動物保護的「社會企業」，在兼顧民眾經濟利益的前提下，使得動物可以得到保護，舉例來說，動物保護人士在苗栗縣推動「石虎」保育時，透過協助社區部分的居民，成立有機「石虎米」的品牌，逐漸使生產者，消費者都能降低保護動物的成本，甚至獲得利益，重建友善當地野生動物的新政策聯盟；第三步，在「政策輸出面」，政府則應該思考，如何分階段透過不同的政策工具，讓民眾及廠商在順服成本不至於過高的狀況下，願意配合動物保護措施。舉例而言，在推動友善動物福利的產品(非巴特利籠雞蛋、廢除母豬夾欄)時，必須根據各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民眾收入狀況等，由深入淺地逐步透過農場補貼、強化通路或者品牌行銷，最後才制定罰責，透過策略性地實施多元政策工具，使得農場動物福利往前邁進。
(三)在第三種權力途徑下的動物保護途徑
1. 第三種權力途徑與動物保護政策現況
前已提及「權力的第三種面孔」以及「對動物的特殊文化暴力」，來自於歷史當中更根深蒂固的傳統與習慣，文化當中已經習慣將人類與動物對立起來，如果這種「他者化」對待動物成為跨族群跨文化的習慣，就會形成很強烈的「對動物的文化暴力」，當有人對肉食習慣提出質疑時，會遭遇民眾基與直覺的反對力道。舉例而言，在台灣，曾有動保團體根據科學數據，提出減少肉食以促進民眾健康、保護地球的呼籲，但卻馬上遭受到署名「文青別鬼扯」在報紙上發文譏諷(文青別鬼扯，2015)。
另外，在台灣，某些文化，在我族認同、文化傳統，或宗教信仰的大纛捍衛下，即便在其他人的認知中非常殘忍或荒謬，無法符合動物福利的標準，也未必對人類有科學或經濟上的正面效益，但卻做為「特殊文化性的暴力」而存續著，舉例而言，佛教大規模「放生」的儀式，在科學證明下，不但無益與放生的動物，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何宜，2015)；客家義民祭當中不人道飼養「神豬」並競賽，受到動物保護團體的質疑，但農委會卻強調「政治不應該干預習俗」(廖雪茹、洪素卿，2012)；動保團體質疑越南移工在台不人道的任意宰殺狗貓作為食物，也有人權團體以國家特殊飲食文化為其辯護(劉如意，2015)；原住民頻繁舉辦「射耳祭」，嚴重影響山林野生動物生態，但立法委員批評此舉「不尊重原住民狩獵文化」(巴浩，2012)。這些就算是國家已明文禁止的習俗，由於部分民眾基於文化習慣，並不覺得有任何問題，便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暴力，動物保護者在當中，連進行抗爭的「合法性」都會受到質疑。
2. 第三種權力途徑與動物保護政策困境
Demello(2012：258)認為，人類有會將其他族群(或文化)等「他者化」(othering)，而給予他者較差的待遇的慣性。在人與動物的互動當中，自然也會有這樣的慣性，Cary Wolfe(2003)所提出的「物種格道」(species grid)理論，便將人類「他者化」動物的邏輯，作了很清晰的說明。在Cary Wolfe(2003)的理論中，分別將人與動物，按照「人性」與「動物性」二分，劃分成「人性化的人（humanized human）」、「人性化的動物、像人的動物（humanized animal）」、「動物化的人、像動物的人（animalized human）」以及「動物化的動物、純動物（animalized animal）」。
其中，「動物化的動物、純動物（animalized animal）」，便係我們人類根據自身需要賦予給比較低等的某些動物，很容易就被視為附屬於人類的資產（Horta, 2013），即便被人類作為「經濟動物」來利用，人們也絲毫不覺得對動物產生剝削，前段談到的普遍性文化暴力，如肉食的文化，便是這樣的邏輯下的產物，當民眾將自己視為「人性化的人」，將食用的禽畜視為「動物化的動物、純動物」，則這樣的文化結構，就很難被挑戰了，因此，在台灣「喜吃現宰肉」、「用完整形體的經濟動物做祭拜」等行為，都不會造成認知失衡（黃宗慧，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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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Cary Wolfe所提出的「species grid」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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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humanize） |
動物性（animal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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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人性化的人（humanized human） |
動物化的人、像動物的人（animalized hu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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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
人性化的動物、像人的動物（humanized animal） |
動物化的動物、純動物（animalized ani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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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ry Wolfe,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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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在這個分類當中，有所謂的「動物化的人、像動物的人」（animalized human），在人類社會當中，便常常會將所謂的異族(異文化)，視為「非我族類」，故「其心必異」，社會中的各族群，也會將異族(文化)視為較低等，不入流的文化，而產生排擠的效果，甚至仇恨的反應。對這種「內外有別」的現象，學者有很深入的描述，他發現，當人們將自己歸屬於某一個族群時，當面對「我(利己)與我群(利他)之間的衝突」時，便可以透過人類直覺產生的情感，包括：同理心、愛、寬容、罪惡感等，讓人們超越自己的利益，展現出利他的精神，然而，相反地，當面對「我群(利他)與他群(利他)之間的衝突」時，依賴直覺產生的感情或信仰，反而會讓事情變得難以處理(Greene, 2013；羅秉祥，2006)。美國思想家Niebuhr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便這麼說到：
「個人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道德的，他們在決定行為的問題時，能夠為別人的利益著想，有時且能把別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他們天生成就有些對同類的同情心，並且願意為他們設想，……他們也有對於正義的感覺，只要有了教育的訓練，就不難陶煉和湔盡那些自我主義的質素，……。可是…在每個人類的集體中，那種克制和引導感情的理智比較缺乏，那種自我超拔的能力，比較少，瞭解別人的需要的能力，也比較少些，……，理智往往會被偏見和情熱所屈服，因此，非理性的自我主義的持久性，特別是在團體行為的那一方面，使社會衝突在人類歷史上成為不可免的事，也許到它的末日都是如此，……。」(Niebuhr, 1982)
因此，各族群(文化)面對不同文化對待動物的習慣，主流社會對與弱勢文化，便常產生「歧視」的效果，而弱勢族群在面對主流文化的歧視時，也常基於捍衛我群的義憤，而無法理性的反省自身文化的可能缺陷。在台灣，前述的宗教放生、「射耳祭」、「移工吃狗貓」等議題，都屬於「爭議型的道德政策」(Mooney&Lee, 2000)，便常陷於這樣的意氣之爭，衝突的雙方會互相「妖魔化」對方，衝突變得不可妥協，而使得原有動物保護政策中涉及到的政治變數，除了人與動物關係變數外，加入了文化衝突，而更加難以處理。
3. 第三種權力途徑與經濟動物保護政策困境之解決建議--「改變政策認知框架」
不論是全體人類對動物的「他者化」，或者不同群體(文化)對待動物的思維不同造成的「他者化」，都會造成「我群」與「他群」的衝突，而這種因我群與他群的道德立場堅持，正是道德衝突難以處理的困境，這也就是當前台灣社會與動保人士的衝突。因而，當務之急，便是未來在推展動物保護運動之時，動保人士一方面要如何能放下意識型態，另方面也協助民眾改變對待動物的態度及動保政策的認知框架，才能兼顧不同的倫理立場，找出妥協的政策方案，才能有效凝聚動保力量，進一步向大眾說真理。
改變政策認知框架又分為兩個方法。分別是治標的「深度實用主義」，以及治本的「引發同情策略」。
(1)「深度實用主義」
在治標方面，如何能讓各種文化觀點的道德衝突，在討論之後取得共識，是最重要的議題，Sunstein(2014)所提出的「最小主義」(minimalism)或者是Greene(2013)所提出來的「深度的實用主義」，或許可以作為吾人思考這類問題的參考。「最小主義」的精神，是將無共識的議題擱置，找出雙方彼此能同意的地方，並且在有歧見之處保持沉默。如前所述，當道德衝突的來源，是某一個體所面對的「我群」與「他群」的衝突時，因為所奉獻的對象，無論是「我群」與「他群」，其基礎都是「利他」的精神，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神聖性，都很容易召喚人們的直覺，產生感情與信仰，但這樣的召喚，反而常會讓事情變得難以處理，因此，當遭遇實際的政策問題時，動保人士必須捨棄訴諸情感的道德直覺，而透過反覆思辯推理，以及蒐集證據的「深度實用主義」予以解決。而「深度實用主義」，包括幾項原則，包括：1.不能完全依賴道德直覺；2.應該減少以「權利」這類符號來正當化自己的論點；3.將焦點放在事實上；4.當心默許偏私於己的公平；5.以科學證據作為解決倫理爭端的共通貨幣；6.誠實面對自己的自欺行為。
「深度實用主義」帶給動保人的啟示是，當多元的對待動物意識形態(利他與利他的衝突)相互衝突時，各方都應降低自己對動物的情感依附，不要再藉由道德直覺進行論證，並且減少使用抽象的符號(如動物權利)來進行辯論，並承認自己在某些經驗與智識上的不足，努力發現雙方都能接受的科學證據，在事實的基礎上，形成各方的共識。
根據「深度實用主義」，為了避免意識形態之爭，應該促使政策的各方利害相關人能夠共同商議，尋找出所欲政策的交集之處，因此，第一步，政府在「政策輸入面」，應建構更細緻的政策審議，促使不同背景的民眾能夠透過審議來尋求政策共識，近年來在西方社會新興的「公民會議」模式，應當可以作為參考；第二步，政府在「政策執行面」，可以透過多元的「公私協力」模式，在公、私之間劃定適當的業務界線，在共識處共同推動動物保護政策，政策主張不同處則各自努力。第三步，政府在「政策輸出面」上，在分配各地區的動物保護資源時，應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政策脈絡，設計多元執行指標，並給予經費，以支持各地的動物保護政策方案，才不會虛擲資源。
(2)「善用同理策略」
然而，前述「深度的實用主義」策略，雖然在爭議的當下能夠發揮作用，產生暫時可行的方案，然而，在治本的面向上，若欲對動物保護產生積極的作用，創造不同文化系絡的民眾相互接觸，以及民眾與動物的接觸，才能夠從感性面來化解前述「物種格道」(species grid)的意識形態。
如何能夠使得同理策略能夠發揮作用呢?
首先，政府在「政策輸入面」上，過去賴以建構動物保護政策的基礎，多半來自物理層面的動物科學知識，依賴「痛覺主義」來建構動物保護政策，也使得「動物福利」觀點成為政策的主流，然而，如果希望能夠使民眾對動物產生更多的同理心，進一步深入研究「動物行為學」，以了解動物的團體合作行為、情感的表達、心理的狀態，與人類行為都極為類似，據以作為政策規畫的基礎，可制定出更具有同理心的動物保護政策。
另外，政府在「政策輸出面」上，欲消除物種及文化歧視，需透過教育與各種有效政策行銷方案，來強化民眾的同理心，例如：在幼兒時期當中加入更多接觸動物的課程，透過各式媒體，向社會傳遞動物受虐的事實與影像，引起民眾的同情，這些都需要更多影像、行銷及媒體工作者共同投入，從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
至於「政策執行面」上，受過動物保護專業訓練的官僚，多半具有畜牧或者獸醫的基礎，也對動物受苦具有同理心，但在政府動物保護資源不足的狀況下，常常必須面臨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中，在動物保護理想與忠實執行政策的心理煎熬中，常常會產生同情疲勞的困境，因此，在推動動物保護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政府如何投入足夠的資源，透過適當的訓練與諮商，以避免執行者同情疲勞的困境，才能使得動物保護工作得以有效落實。
表2 不同權力途徑下動物保護政策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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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途徑 |
分析理論 |
產生困境 |
解決原則 |
實際方案 |
政策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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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面 |
輸入面 |
執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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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面向的權力途徑 |
共識型道德政策理論 |
1. 民眾心口不一 2. 道德政策鐵三角使政策無法有效執行 |
落實政策執行績效 |
政策試點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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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組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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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相關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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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動物相關政策如 1. 流浪動物TNR政策 2. 動保行政機制設計 3. 寵物業管理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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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面向的權力途徑 |
公共選擇理論 |
1. 民眾理性無知，採搭便車行動 2. 管制政策鐵三角使公共利益無法產生 |
降低政策交易成本 |
應用談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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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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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政策工具 |
利用動物產業政策如 1. 動物用藥產業管制 2. 農場動物產業管制 3. 野生動物展演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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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面向的權力途徑 |
物種格道理論、爭議型的道德政策理論 |
1. 民眾產生他者化的框架 2. 僵固的意識形態使民眾將差別對待合理化 |
改變政策認知框架 |
深度實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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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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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多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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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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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價值衝突政策如 1. 宗教放生政策議題 2. 原住民狩獵權議題 3. 移工吃狗貓肉議題 4. 肉食文化習慣議題 5. 動保資源分配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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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同理策略 |
動物行為科學 |
克服同情疲勞 |
引發民眾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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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整合三種權力途徑的台灣動物保護策略
除了三種途徑下各自的影響策略以外，根據Gaventa(1982:21)的整合權力途徑原則，筆者認為台灣動物保護工作者也可以從整體面思考運動策略，這些原則包括了：
1. 更加重視權力運作：除了設計理想的動物保護政策政策，如何透過權力關係影響政府或大眾，甚至更為重要。若希望動物保護政策能產生調整，動物保護運動者必須透過各種運動，不斷向動物保護的壓迫結構抗爭，只有權勢者的權力開始削弱，動物保護政策才有可能出線。
2. 建立動物保護共識：動物保護者與政府或主流民意間的權力關係，要能真正產生變化，動物保護者之間必須要能夠先建立起群體之間的政策共識，例如，建立TNR與反TNR政策間的共識、建立野生動物保育工作者與動物權工作者間的共識，否則在動保人相互對抗的過程中，削弱了己方的力量，難以向政府有效施壓，改變權力結構。
3. 動保畢其功於一役：動物保護者在設計政策議題與訴求時，必須能夠結合反抗三種權力途徑的力量，以便能夠在三個面向上創造支持，避免反對勢力，例如，在推動反宗教放生運動時，除了在宗教倫理面上創造新的文化論述(第三種權力)，也要思考如何瓦解「賣魚、倒魚、撈魚的無縫接軌」供應鏈(第二種權力)，並且尋求立法委員在修法上的支持(第一種權力)，越能畢其功於一役，成功機率便越高。
4. 分進合擊動保策略：動物保護者可以根據每一個不同的議題特性，以及組織所有的資源，選擇適當的政策運動工具，動物保護團體間對彼此的策略，應該以欣賞合作，取代否定攻訐，因為，只要能夠在三種權力的其一途徑，產生撼動的效果，就有利於整體動物保護運動的推動。
5. 不應以成敗論動保：動保運動不須只能聚焦在實質政策的改變，即便運動只是影響了社會氛圍，日後對於政策的調整都有益處，舉例來說，雖然多年來的「反神豬」運動，並成功改變政策，但由參與者的數量的逐年下降來看，不難發現運動仍逐漸引導民眾對經濟動物惡劣處境的意識，假以時日，政策便有了調整的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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