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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納入公共衛生政策之重要性

動物倫理
2019/12/30
文／
艾莎・阿赫塔爾（Aysha Akhtar）翻譯：曾琬淋

〈動物保護納入公共衛生政策之重要性〉的原始英文篇名為 “The need to include animal protection in public health policies”，2013年發表於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作者為艾莎・阿赫塔爾（Aysha Akhtar），她是一位關心動物權的神經醫學博士，2012年出版的著作《動物與公共衛生》（Animals and Public Health）獲得廣大迴響，於TED Talks發表演說。Our Symphony with Animals: On Health, Empathy, and Our Shared Destinies為2019年推出的另一著作。本文來自香港的動保人曾琬淋的提供與翻譯。以下文字遵照「創用cc」之姓名標示 3.0 台灣 (CC BY 3.0 TW)條款發佈，而圖片與連結係本會編輯部增加。

文章出處：  Akhtar. A. (2013). The need to include animal protection in public health policies.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34(4): 549-559.

簡介

環境危機、藥物發展停滯、氣候變化、人口增長、新興傳染病（EID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全球各地的饑荒問題以及暴力，均是迫在眉睫的公共衛生問題。這些問題的成因錯綜複雜，傳統衛生部門沿用的對策遠遠不足以應付。其中一種常被忽視卻有助解決問題的策略，便是改善非人動物（以下簡稱為「動物」）的待遇。本文會簡述新興傳染病如何與動物待遇扯上關係，並討論為何制訂公共衛生策略時，需要同時考慮這種聯繫。同時，本文亦會觸及有關家庭暴力和醫學研究等問題。

 

新興傳染病

自1980年以來，有超過35種新傳染病出現，87種人類病原體被發現，平均每年便有大約三種新病原體出現。(1,2)在被列為新興或重新出現的175種人類病原體中，四分之一的源頭來自動物。(3) 促成新興傳染病增長的因素有好幾個，包括環境變化和人口增長。而動物農業模式的改變以及野生動物貿易的增長，也助長了新型傳染病的出現。

 

動物農業養殖

每年，全球因食用而飼養和屠宰的動物數量超過640億。(4) 由於對動物產品的需求增加，在世界各地，密集式的動物養殖模式大多已取代了傳統農業模式－尤其是對於養豬業和家禽業來說。(5) 新型的農業模式往往對動物造成壓力和痛苦，減弱了動物對疾病的抵抗力。皮優委員會（Pew Commission）發表的一份報告強調，密集的動物飼養方式促進了各種病原體的交流和進化，而高密度的圈養空間所引致的壓力，亦使動物更容易受感染和患病。(6) 在動物種群中流行的病原體可以導致人類染病。

在連續幾個世紀間，流感病毒的演化一直保持相對穩定。(7-9) 然而，近年來該病毒的演化過程突飛猛進，新型變種迅速出現。我們發現，這種激增的主要原因，便是密集的動物飼養方式。(9,10) H5N1是一種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病原最初於1996年在中國廣東省被分離出，是近年出現並極受關注的病原體之一。(11,12)

大多數禽流感病毒始於低致病性的病毒。(13)一旦感染了家禽群體，這些病毒就可能迅速變異為高致病性病毒。研究顯示，低致病性禽流感（LPAI: low-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的病毒在家禽間傳播一段極短時間後，便已能夠變異為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14) 自1990年以來，HPAI病毒亞型的爆發在農場禽鳥中變得比以往更為常見。(8,9,14) 密集式飼養家禽增加了這些疾病暴發的頻率，並助長了其規模。(9,10)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之下的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指出，這些疾病暴發給予人類兩個教訓。(15) 首先，如果允許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家禽中傳播，這些病毒最終會變異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第二，密集的飼養模式顯著減弱了禽鳥對傳染病的抵抗能力。

到目前為止，H5N1只顯示出有限的人傳人能力。然而，豬隻可能會助長H5N1獲得廣泛感染人類的能力。(16) 豬隻極容易受到禽流感和人類甲型流感病毒感染。(17,18)  直到最近，只有零星報告發現豬隻感染H5N1，但在201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2005至2007年間，印尼當局測試的700頭豬中有7.4％都攜帶H5N1，即使牠們未有表現出流感症狀(8,19)。有一病毒分離株（viral isolate）更發展出識別一種於人類和豬隻鼻腔中存在的細胞受體的能力。這種變化可能使病毒更容易從豬隻傳播到人類，繼而人傳人。豬隻最初可能受到附近養雞場感染，但也有證據顯示病毒在豬隻間能互相傳播。

 

野生動物貿易

跨國界的動物運輸也影響著傳染病的出現和傳播。每年有數以百萬隻動物因野生動物貿易而在野外被捕或被人工養殖。這些動物成為人們的異域風情寵物、娛樂表演、菜餚，皮毛、藥品和生物醫學研究材料。國際和國內貿易在全球各地迅速增長。(20,21)

很少有法律保護動物在任何貿易階段中免受傷害。(22,23) 即使在有法律保護的範圍下，規定也很少得到執行，又或者處罰過低而幾乎毫無阻嚇作用。(22) 因此，在運輸途中，過度擁擠、暴露於極端溫度、衛生條件惡劣和動物疾病均十分常見。

貿易為病原體繁殖提供了理想條件。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體的出現成因包括了生態因素和行為改變等，其中「種間跨越」個案當屬頭號原因之一。(24) 病原體漸能適應更多種類的宿主。而將不同種群的動物飼養在一起，尤其是生病和處於壓力下的動物，可能會助長新型病原體的傳播。2003年美國爆發猴痘(monkeypox)疫情，起源是一名寵物經銷商人購買了一批受感染的非洲岡比亞鼠，而他把鼠隻與草原犬一同飼養。(25,26) 草原犬被作為寵物出售時已感染猴痘，因而將病原體傳染給71人。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很可能來源自中國廣東省的野生動植物貿易。(27,28)因此，中國當局殺死了成千上萬的果子狸，因為牠們疑似是病原體的源頭。這種小型的樹棲哺乳動物因其產麝香腺體而被買賣。現在，SARS的源頭多指向大型果蝠。(29,30)蝙蝠在野外被捕獲後，於中國國內市場上販賣。在野生動物貿易的某環節中，受感染的蝙蝠極可能接觸到容易感染病毒的潛在宿主，例如果子狸。病毒在新的宿主體內變得更強大。因此，當不同物種被混在一起時便產生了一個感染循環，使較脆弱的動物和人類均可能受到感染。在SARS的疫情消退後，《美國公共衛生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的一篇社論提出：「商販以密集形式飼養動物，獸籠以層疊方式擺放，使得疾病輕易感染大量動物，而且人們與野生動物的緊密接觸促進了人類感染，以上種種令野味市場成為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溫床。一旦這些動物之中暴發疾病，便有可能傳染到在較良好的環境下飼養的動物群體。」(31)

貿易中，非人靈長類動物的屠宰和食用可能是造成愛滋病毒（HIV）出現的罪魁禍首。(32,33) 同樣地，埃博拉（Ebola）病毒也可追溯到非人靈長類動物、蝙蝠、野羚羊、囓齒動物和鼩鼱的貿易上。(34-36)最初在馬來西亞Sungai Nipah新村發現的Nipah病毒，便是通過受感染豬隻的運輸，而散播到整個地區。(37)

 

其他聯繫

另外，在醫學研究和人際暴力兩方面中，人類健康與動物待遇之間的聯繫亦值得加以探索。每年有超過1.15億隻動物被用於實驗中，或者用於生物醫學工業用途。(38)雖然傳統上動物實驗並未被視作公共衛生問題，但其應用與醫學治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密不可分。醫學治療在眾多公共衛生應用層面上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打擊新興傳染病。譬如說，成功的抗傳染病措施往往依賴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治療方法，而疫苗和療法的質量則依賴可靠和具準確預測能力的臨床前研究。近期一項研究發現，廣泛應用於研究人類炎症疾病包括傳染病的老鼠模型[譯者註：以老鼠作試驗品所得的實驗數據]，只能粗略模擬人類的狀況。(39)這使我們不禁懷疑，老鼠模型能否可靠地協助識別、開發和測試新藥和疫苗。(39)

對於現時有價值藥物的發展顯著停滯不前，生物技術和製藥行業的巨頭曾指出，動物試驗的預測能力欠佳是藥物發展業界面臨的其中一項主要挑戰。(40)實驗室環境引起的壓力，會影響動物的生理過程並干擾研究結果。(41,42) 這就引出了以下的問題：動物試驗結果究竟有多大能力去預測人類健康的情況？(43-48)研究人員或需要開發人本[譯者註：以人類生理為模型，並非指以活人為試驗對象] 的檢測方法，以更準確地識別和預測潛在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動物試驗的替代方法仍未得到大力發展，用於研究相關技術的資源亦略為不足。(49-51)動物試驗所得的投資，遠超替代試驗方法的資金。(51) 制訂具準確預測性的人本試驗模型是當務之急，這將能改善醫學研究的素質，並減少被用於有害實驗的動物數量。

此外，家庭暴力亦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迫切問題。施暴者通常選擇欺負較弱小者，因此家庭動物往往和受虐待的家人亦同樣不能幸免。(52-54)英國的國家防止虐待兒童協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等家庭服務團體和兒童保護組織指出，虐待動物的行為是其他形式暴力的「預警」。(54,55) 將針對人類和動物受害者的反虐待策略合併使用，能夠幫助及早查出各種形式的暴力行為。(56)可惜，衛生機構在公共衛生政策上，並未正視人畜暴力之間的連結。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都未有強調此聯繫。

 

當前公共衛生策略的不足及前瞻性建議

以上一眾例證顯示，人類健康與動物待遇環環相扣。人們亦逐漸意識到此鏈接。統一健康計畫（One Health Initiative）現時致力促進獸醫和人類醫學專家之間的合作，工作包括共同改善對新興傳染病的檢測。(57)雖然這是令人鼓舞的躍進，但這個計畫始終錯過了一個重點～許多新興傳染病均至少部分歸因於動物的[惡劣]待遇。然而，在公共衛生討論中，動物待遇的議題往往未被提及。由於未有從根本上解決動物待遇問題，因此目前的策略未能對症下藥。

現時針對新興傳染病的措施著重於監測和檢查工作、為動物接種疫苗和撲殺[受感染和高危的動物群體]，可是卻未有面對根本原因－惡劣的動物待遇。疾病監測仍受制於我們在基礎設施和科學知識上的限制。而依靠檢查貨物來全面防疫，實際上亦不可行。根據學者格爾臣等人（Gerson et al.）估算，每年進入加拿大的1200多萬次商業貨運中，只有2％經過人手檢查。(58)一些病原體只會在動物身上造成輕微或者毫不明顯的感染跡象，這些病體很可能成為檢測中的漏網之魚。例如，H7N9禽流感病毒不會在禽鳥中引起明顯病徵，疾病在不知不覺間傳播，使人類暴露於風險中。(59)要試圖預測哪些病毒亞型正在動物群體內流行，並且會對人類造成威脅，這是極為困難的。(60)

撲殺和疫苗注射雖可能在短期內控制疫情，但這些均不能充當長遠之策。為了阻止H5N1的傳播，亞洲各地曾撲殺了超過1億隻禽鳥。(61) 不過，之後另一波的H5N1卻在同一些國家地區捲土重來，並再擴散到新的地區。在亞洲和埃及的家禽疫苗接種計劃並未能全面阻止H5N1的重新爆發和擴散。(62,63) 事實上，疫苗更可能會刺激病毒變種。(64,65)中國國內的疫苗接種計劃是否會導致H5N1病毒的基因多樣性增加，從而令情況更嚴峻，這亦是需要考慮的問題。(66)

此外，野生鳥類身上的低致病性H5N1前體，真是通過家養或「後院」雀鳥傳入家禽種群的嗎？抑或是，病毒前體是通過密集的商業養殖模式而傳入？雖說後院雀鳥也有可能成為把禽流感病毒傳到家禽群體的管道，但在H5N1的出現和傳播上，牠們的作用很可能被高估了。學者格拉赫姆等人（Graham et al.）曾經分析2004年泰國H5N1禽流感爆發情況，他們發現疫症爆發點多在大規模的商業養殖場內，而極少發生在後院雀鳥群體之中。(67)再者，病原體的確可以透過許多不同途徑引入商業農業系統中。在加拿大、荷蘭和丹麥的研究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68)

H7N9的發現表明，目前的緩解措施未能阻止新型的危險菌株出現。說到尾，要提升預防禽流感和其他病原體進一步變異的策略的成功率，就必須正視病原體出現的根本原因，包括由於動物被惡劣對待而帶來的因素。

如果改善動物待遇的工作恆常被納入公共衛生政策和戰略，那麼對人類的健康亦會有直接益處。當我們為了善待動物而減少圈養於工廠農場和被跨地域買賣的動物數量，新病原體的出現和傳播的機會亦將同時減低，直接使人們受益。而素食可以減少工廠農場中需要飼養的動物數量，並進一步減少人畜共患病原體的出現。此類飲食還對環境保護和個人健康有益。(5,22)

動物保護組織是否可以與公共衛生從業員一起制定公眾宣傳活動，以禁止將珍稀動物作為寵物和娛樂動物？公共衛生機構和動物保護組織應與政策制定者合作，對進口野生動物實施限制。資助研究的政府機關亦應帶頭強調盡量在實驗中減少使用動物。(22)最後，如果公共衛生、獸醫和社區工作服務此三者之間，在動物保護一事上加強協調，我們或者可以增進對各種形式暴力的檢測，並預防未來的暴力行為。(56)

 

結論

近年許多病原體的出現都可直接或間接歸因於密集式飼養食用動物以及不當地對待野生動植物貿易中的動物。如果我們將改善動物待遇的工作納入公共衛生政策，那麼目前用於解決新興傳染病的策略亦將更為有效。

了解家庭暴力與虐待動物之間的聯繫，必定有助於控制這兩方面的問題。打擊虐待動物的策略可以增加對傷人暴力事件的檢測和預防。同樣，審慎評估在研究實驗中使用動物的必要性，不但使動物受益，亦能推進研究發展。我們應該致力尋求更具預測性、基於人類生理的實驗方式來取替動物實驗。通過進一步研究，我們可能會發現更多人類健康和動物待遇之間的聯繫。

提出需要討論惡劣的動物待遇，並非為了指責，而是為改善公共衛生策略給予建議。如果忽略人類健康與動物待遇之間的緊密關係，我們或者無法找到某些關鍵的公共衛生挑戰的應對方法。若不認清這些聯繫，那麼我們很可能會錯過解決這些重要健康問題的機會。

 

關於作者

艾莎・阿赫塔爾（Aysha Akhtar），醫學博士、公共衛生學碩士、牛津大學動物倫理中心研究員以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神經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她的著作有《動物與公共衛生》（Animals and Public Health: Why treating animals better is critical to human welfare）。此文章觀點屬於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或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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