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Ethic into Action” 本書是美國動物權利史上的傳奇鬥士亨利‧史匹拉（ Henry Spira ）一生的故事。作者從亨利幼時及他的成長背景開始說起。亨利出生於比利時，幼時隨父母幾經輾轉移居美國紐約市。亨利自青少年時期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他曾參加託派（ Trotskyist ）的社會工人黨（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參與工會活動；去美國南方報導黑人平權運動 （ civil rights movement ）；著文抨擊聯邦調查局（ FBI ）迫害左傾組織和黑人平權運動；親身到古巴報導古巴革命；推動全國海員工會（ National Maritime Union ）改革並迫使腐敗的原工會主席離職等等。集裝箱海運的發展結束了亨利多年的海員生涯，他回到紐約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亨利在四十五歲時參加了彼得‧辛格在紐約大學開的一門有關動物權利的成人教育課程，在最後一堂課時他即知即行地組織幾名同學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場運動。從此直到他七十一歲病逝一直都在為動物權利而奮鬥，中間只去渡了一次假而已。
本書由《動物解放》一書的作者彼得 ‧ 辛格執筆，經由一個一個具體的例子顯示亨利是如何選擇目標，制定計劃，以一人組織動物保護團體的聯盟與美國官方或有大財力為後盾的大公司週旋，贏得了幾場歷史性的抗爭。如果說《動物解放》是啟發現代動物解放運動的書，那麼亨利就是把書中理論付諸行動的第一人。
亨利自 1974 年至 1998 年的動物保護工作，事實上也就是半部美國現代動物保護史。無論活動的大小，亨利是動物保護運動中的常勝將軍。亨利的第一場運動終結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一項將貓的各種感官以手術去除而研究其性行為的的動物實驗，這是反對動物實驗運動歷史上的第一場勝利。他的其他重要成果還包括﹕促使露華濃（ Revlon ）和其他的化妝品公司出資研發替代動物實驗方法並逐漸廢止德來塞測試（ Draize test ； 測試物質對眼睛傷害的實驗，一般都用兔子為實驗對象）；發動全球性反對五成致死劑量測試（ LD50 ； lethal dose 50 ）並促使寶僑（ Procter & Gamble ）等跨國公司研發減少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促使美國政府機構如食品藥物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等接受替代測試法數據；揭發普渡養雞業公司（ Perdue ）虐待動物欺騙消費者的情形；說服美國所有大屠宰場放棄使用「吊起屠宰」（ Shackling and Hoisting ，即將動物一隻後腿以鏈子吊起使其頭下腳上地被屠宰的方法）；促成美國農業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取消在由墨西哥進口的牛隻臉上烙印的規定；促使麥當勞等速食店提昇供應商的動物福利標準；發起成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美好未來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 Livable Future ）；以引人注目的廣告推動素食等等。
他傳奇的一生始終在為弱勢團體抗爭，而動物們，用亨利自己的話來說，是處在弱勢團體最底層的一群。而更特別的是，亨利並沒有一個大的動物工作團體作後盾，他的工作是和少數夥伴在他的曼哈頓小公寓中完成的。他在 1976 年成立的動物權國際組織（ Animal Right International ）除了自任協調長一職以外並沒有其他會員。但是他有許多提供他專業意見的朋友，和少數幾個信任他的工作的長期捐款者。由於少了官僚體系的浪費，他的捐款都直接有效的用在運動上。而他的捐款者也發現捐錢給亨利比之捐給一個大型組織來的有效率的多，而且確實知道錢花在什麼地方了。
書中最後總結了亨利的十大經驗，包括深入瞭解公眾的想法、選擇對大眾形象敏感的目標、避免不切實際的訴求、嚴密蒐集證據、尋求雙贏解決、不把世界二極化的分成聖人和罪人等等。亨利的組織謀略和工作方法，善於贏得媒體和公眾的支援，對對手的尊重這些寶貴經驗都極值得我們學習。
書中一個一個的例子讀來十分有趣並具教育性，作者描述每一場運動都不厭其詳並且不迴避其中某些難堪的細節，讓讀者如同身臨其境一般，對從事動物保護運動者是很好的工作講義。而亨利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淡薄物質慾望的生活方式，面對強大對手的勇氣和從不懈怠的奮鬥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楷模。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本書的地位甚至超過了《動物解放》而為彼得‧辛格眾多著作中其最重要的一本書。
簡介
亨利在 1927 年生於比利時一個猶太家庭，是家中的長子。亨利的父母經由德國、英國、巴拿馬，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年在亨利十三歲時移至美國紐約定居。亨利還有倆個妹妹，蘭妮（ Renee ）和蘇珊（ Susan ）。亨利的父親自至美國後從事工業鑽石生意，後因經濟壓力於 1968 年自殺身亡。亨利的母親亦長期為憂鬱症所苦，曾有多次自殺未遂的記錄，亨利在父親死後將他母親接到布朗士區（ Bronxville ），一直照顧她直到她在 1994 年病故。蘇珊在 1977 年因憂鬱症自殺身亡。
亨利在青少年時代積極參與猶太教民族運動，他的父親對此極為不滿，父子間發生了強烈的衝突。亨利的母親長期斡旋在丈夫和兒子之間，甚至建議父子一同去尋求專家的咨詢，但是並沒有得到亨利父親的同意。亨利在十六歲時離家獨立生活，經由朋友介紹參加了左翼的社會工人黨。亨利十八歲時，開始成為商船上的海員。冷戰時期，他被徵兵加入陸軍在柏林服役兩年，退役後在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位於紐澤西州的組裝線上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之後經過幾個其他工作並念完大學課程（他在 1958 年畢業於布魯克林學院 Brooklyn College ）又回到商船海員的行業。在此期間，亨利同時並為一份叫「戰鬥者 The Militant 」的報紙寫文章，並且去美國南方報道了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領導的黑人平權運動。 1958 年，亨利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抨擊聯邦調查局在南方縱容白人種族主義者欺壓黑人，招來了聯邦調查局對他的調查。 1959 年，古巴革命爆發，亨利親赴當地報導了古巴的社會變革，為新生的共產政府贏得美國左派的支援。 1960 年代，亨利參與了改革全國海員工會（ National Maritime Union ）的運動。經過多年努力，他們雖然未能迫使腐敗的工會主席約色夫‧古藍（ Joseph Curran ）下臺，卻阻止了他明目張膽剝削海員的舉動。這些豐富的社會活動經驗是亨利後來得以成功地開展動物保護運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於計劃去非洲教書，亨利修習了教育課程，希望在紐約先取得一些教學經驗後即前往非洲。他在 1966 年開始了教書生涯，然而亨利的父親在 1968 年逝世使他打消了赴非洲的計劃，因為他必須留在紐約照顧母親和小妹蘇珊。蘇珊在 1977 年自殺身亡。亨利一直照顧母親直到她在 1994 年病故。從 1966 年開始，亨利在紐約上西區的一所公立高中教文學及英文讀寫。
亨利四十五歲之前對動物毫無興趣，他從沒養過貓狗，吃肉時也從沒想過肉的來歷。然而在 1973 年，他的一個朋友因赴歐洲遠行而將他的貓交給亨利照顧。在他和貓咪相處的互動過程中，他開始質疑為什麼我們可以寵愛一種動物但把刀叉伸向另一種動物。沒多久後亨利在報紙上看到關於了這本書的作者彼得‧辛格及其動物解放思想的介紹，雖然那篇文章對辛格的批評多於讚揚，卻讓亨利對此產生了興趣。在 1974 年亨利參加了辛格在紐約大學開的一門有關動物權利的成人教育課程，在課程進行中他一點一點的放棄了葷食而最後成為一個素食者。在最後一堂課結束後，他組織幾名同學在他的公寓中聚會，也開始了他們的第一場運動。亨利對此的說法是「你如果看到了一些不對的事情，你就必須做些什麼去改變它（ If you see something that's wrong, you got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從此直到他七十一歲病逝一直都在為動物解放而努力。亨利在從事動物運動十年後提早由教職退休開始全職為動物工作。他的同事對他的決定十分訝異，亨利對此決定的回答是「人們有心就可以自救，我要去幫助無法為自己的福利而努力的動物們 」。
這個小團體開始為第一場運動選定目標。在當時，動物保護團體反對動物實驗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但從沒有一個動物實驗因為抗議而停止的。動物保護團體實在太需要一個成功的例子了。因此亨利選擇第一個目標的條件並不是受害動物的數目有多少，而是要有可能為牠們贏得一些福祉。換句話說就是要打一場有把握的戰，這場勝利可以為以後更多的抗爭鋪路。因此選擇的目標是要找最不具反擊力的，也就是說，任什麼人看了都會覺得這是該停止的無謂的虐待動物行為。另一個前提是，這個目標要在紐約，因此才能方便的得到群眾的支援及媒體的關注。亨利因此開始收集在紐約進行的動物實驗的資料。 1975 年夏，他看到了一份由反活體解剖組織（ anti-vivisection organization ）發佈的關於動物性行為研究的資料，而選定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為目標。當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在進行一項將貓的各種感官 / 肢體以手術去除以研究對其性行為影響的動物實驗。這樣的實驗很難自圓其說有什麼必要性。該實驗的經費來自隸屬於國家健康局（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的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 ），換句話說，就是不知情的納稅人出的錢。再者，實驗的對像是大眾熟知的同伴動物貓咪。雖然在亨利看來，只要是有感知的動物，不論是用貓狗老鼠來做實驗都沒什麼不同，然而一般大眾對貓或狗較容易產生感情，這又是另一項該實驗適合做目標的原因。並且實驗中的去除感官 / 肢體的過程很容易為大眾所瞭解。
國家健康局有一份免費的刊物列出其所屬的所有研究機構的經費。通過此刊物，亨利收集到了厚厚的一疊關於博物館動物行為部（ Department of Animal Behavior ）的主席兼部長萊思特‧阿巒森（ Lester Aronson ）和他的助手麥得琳 ‧ 古博（ Madeline Cooper ）在十五年中將貓的各種感官 / 肢體以手術去除而研究其性行為的動物實驗的詳細資料。這些實驗又以其他早期在猴子、老鼠身上做的類似實驗為根基。
準備工作大約進行了一年時間。在 1976 年六月，亨利開始了行動。
亨利首先希望阿巒森可以在不進行抗爭活動的情形之下同意停止這項實驗。這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因為博物館可以在不失面子的情形下宣佈他們已經得到足夠多的結果了，而終止這項實驗。亨利因此寫了一封信給博物館建議他們開個會談談。然而這封信就如石沈大海一般並沒得到有任何回音，打電話也沒有效果。亨利甚至參加了博物館舉辦的課程希望能有機會和館內的科學家們談談這個問題，但是仍沒有效果。亨利因此前往一場阿巒森在博物館中的演講會場希望可以有機會和他說話，然而還是沒有成功，因為阿巒森拒絕和門外漢討論他的科學實驗。在溝通無門的情形下，亨利他們決定發起群眾抗爭。第一步是尋求媒體支援，亨利先找上了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 而紐約時報對這個話題並沒有興趣。因此他們換了一個較小的媒體，紐約一個廣播電臺的每日談話性節目，該節目的主持人長期以來就反對動物實驗。
在節目播出後，六月份博物館收到了四百封抗議信。另外，一份稱作「我們的城市 Our Town 」的週刊刊登了亨利撰寫的關於這個實驗詳細情形的長篇文章。亨利並把他的資料送到其他的動物保護組織去邀請他們加入他的抗爭行動。七月份他們開始了在博物館前的第一場抗議行動，示威者舉著海報且散發傳單抗議。由於大部份到博物館的人都帶著小孩，想看看如恐龍化石這些令孩子們興奮的展覽品，亨利不想勸說他們以不參觀來抵制博物館，因為這樣會讓孩子們敗興而歸。由於自然史博物館的門票是自願制而非強制收費，建議價是三美元。亨利和他的夥伴們就在博物館門口發給每個想進去參觀的人一美分硬幣，建議參觀者如果支援這項抗議行動就給博物館一美分做門票。這樣他們還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帶著小孩進去大逛一圈，但同時也達到了抗議的目的。
慢慢地主流媒體也開始注意這個議題了，而一些並不反對所有動物實驗的人也寫文章反對自然史博物館的這個貓實驗，因為他們實在看不出實驗結果會對公眾有什麼價值。在博物館前的抗議活動每週不斷地持續了一年多。每次示威結束後，大家就在中央公園內集合，亨利會和大家報告整個行動的近況。通過這樣的辦法，大家並不會覺得他們只是在無止境的抗議而看不到什麼進展。並且有一個擴音喇叭在示威者中傳遞，讓每個人都可以談談他在示威行動中聽到的話或做的事。
他們也特別小心避免讓人覺得他們是在反科學。他們表示他們是支援科學研究的，但是他們要反對毫無意義的偽科學。這樣的壞科學範例只會讓原來對科學有興趣的孩子都不想接觸科學了。
另外，亨利也與博物館的捐贈者接觸，呼籲他們在博物館停止這個實驗之前停止任何資助。他們要求群眾寫信給議員和政府官員，要求停止這個只會製造可憐貓兒卻不會提供社會任何正面價值的實驗。他們還設計了一個廣告，任何團體或一般民眾都可以以他們自己的名義，將這個廣告登在報紙上來抗議這個貓實驗。消息愈傳愈開，在七月份博物館收到了六百五十封抗議信，八月份有一千五百封抗議信，很多人並取消了博物館的會員卡。自然史博物館因而組織了一個內部的動物福利委員會，來檢討這項實驗作為對公眾抗議的回應，然而這個動物福利委員會在調查後，即聲稱該實驗完全符合政府的實驗動物福利指南。但原來這個所謂檢討會的成員即是阿巒森、阿巒森的助手古博以及這項實驗的咨詢獸醫三人。動物保護團體當然對這樣的結果不滿意。在十一月他們將矛頭指向博物館館長，他們把博物館館長和實驗貓的照片一同登在報紙上，又設計了一條車子的遊行路線從博物館出發，經由博物館館長家再到紐約市長家。並在博物館館長家的附近散發傳單向民眾解釋這個實驗的內容。然而即使有了這麼些的壓力，博物館仍然不願放棄，因為當時的大環境，不但很難讓政治家決策者或主流媒體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科學界對此也不屑一顧。
然而，終於有一個名為克刻（ Ed Koch ） 的議員對此表示了關注。他走訪了博物館，隨後在議會中報告了他的博物館之行的經過，克刻並質疑國家健康局持續資助這個實驗的理由。隨後很多的議員都寫信到國家健康局提出相同的質疑，國家健康局於是決定派人視察博物館深入調查。然而在其後來提出的報告中卻不提實驗是否有必要，只是強調博物館完全遵守政府關於動物實驗的規定。
除了議會的關注外，另一項關鍵性突破是科學（ Science ）雜誌在 1976 年十月發表的一篇探討此一事件的長篇文章。作為一個主流的科學刊物，這篇文章並沒有一味地偏袒科學實驗一方，雖然作者也不是同意亨利指責博物館的貓咪實驗的每一件事，但是他用了敬重嚴肅的態度對待反對貓咪實驗的團體，並在某種程度上質疑了用動物作實驗的科學家們。
在 1977 年二月，阿巒森向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院表示基於兩個原因在同年八月現階段計劃終止後，他將不尋求更多的經費再進行下一期的研究。原因之一是他在七月即將退休，另一個則是他認為在這些動物保護團體的攻擊之下，博物館並不是適合作這種研究的地方。但是他要求經費可以延長一年，讓他有條理地結束這個項目。在這一年中，大部份的工作是對已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分析，但是其中仍然包含四個要用貓咪進行的實驗。博物館無視於此，向大眾宣佈貓咪實驗的計劃會在八月份終止，但由於亨利持續地收集該實驗的相關資料，抗爭團體知道他們沒有說實話，博物館仍然要用貓咪作四個實驗。因此抗議活動持續進行，而同年五月他們在紐約時報上登廣告質疑博物館的聲明。國家健康局因而回應經費只能再延長三個月，並且只限於作在八月份之前收集到的數據分析，不能再進行更多的實驗。到此，動物保護團體在亨利的領導下終於取得了反動物實驗歷史上的第一場勝利。
促使露華濃和其他的化妝品公司逐漸終止德來塞測試 （ Draize Test ）是亨利的另一場重要勝利。德來塞測試是化妝品公司測試其新產品對眼睛的刺激程度而普遍採用的標準試驗，兔子是最常被用的實驗動物。所謂德來塞測試，即是將待測物質在一段時間內重複滴入兔子的眼睛中，來觀察其對眼睛的損害程度。在實驗的過程中兔子要被機器固定住以免其亂動，眼皮要用金屬夾子夾住不讓牠們眨眼。不但實驗過程極其痛苦，且實驗對兔子的眼睛會造成嚴重的傷害甚或致盲。而對任何可能會跑到人眼裡的產品，德來塞測試在業界已被廣泛地使用了三十多年。
由於這個實驗的對象大多是兔子，而非人們有特殊感情的同伴動物貓狗，亨利選擇它作為目標也是想要表達並不只有人們喜愛的動物才要緊，只要是有感知能力的動物都應免於被傷害的理念。當時在美國有數千個組織都在使用德來塞測試，亨利必須找一個特定的目標著手。化妝品公司最後被選定成為目標，原因很簡單，一般人很難認同眾多的兔子要為一瓶新的洗髮液或睫毛膏而眼盲。亨利決定將目標鎖定在化妝品界的巨人露華濃（ Revlon ）。他找到的資料顯示，在 1977 年露華濃在德來塞測試上共用了二千隻兔子，而且從不使用任何的麻醉劑。
接下來必須決定訴求的重點。由於政府要求業界必須提供其產品的安全資料，而當時在德來塞測試外並沒有已知的代用法可證明產品對人眼有什麼影響，因此要求露華濃立即停止德來塞測試是不切實際的。他必須在露華濃和動物之間找到雙方都可接受的共同點。亨利想到了要求露華濃出資十七萬美元（即露華濃公司年收入的萬分之一，而露華濃僅在廣告上的花費上就有一億六千二百萬）作為研發德來塞測試替代法的經費。他認為要求露華濃出資研發替代法比要求他們直接終止實驗更實際，況且除了化妝品外，每年製藥業、家用商品、農藥等等都因德來塞測試傷害了很多兔子，研發替代法才是釜底抽薪的方法。
1978 年亨利和他的科學顧問萊諾德‧萊克（ Leonard Rack 。萊克是亨利參加動物權利課程的同學之一）聯合署名寫了一封信給露華濃的副總裁法蘭克‧詹森（ Frank Johnson ），信中建議了幾種可能的替代方法。然而露華濃並沒有對這封信有任何回答，亨利到露華露的股東大會上表達意見也得不到正面的回應。經過不斷地努力，在 1979 年詹森終於同意和亨利見面，然而卻沒有達成任何有建設性的結果。一個月後，亨利又寫了一封信給露華露的總執行長密歇爾‧百哲瑞克（ Michel Bergerac ）表明立場。
到此露華濃一直沒有作出任何具體回復，同年八月，亨利組織了廢除德來塞測試聯盟（ Coalition to Abolish the Draize Test ），挑戰每年用數千萬動物作實驗的常規，並尋求可靠的替代動物實驗方法。亨利把詳細的聯盟計劃寄給所有有興趣的人和組織，包含化妝品企業。聯盟的成員迅速成長到包括四百多個組織，聯盟的主要運作費用則由像美國人道協會（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和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這樣的大團體負擔。有一時期聯盟的工作量太大，他們僱用了一個半職的工作人員。但除此之外，聯盟並沒有一個支薪的員工，而亨利在當時仍任教於高中。在當時美國的動物保護組織之間相互不容，內鬥頻繁的情形下，這個聯盟的成立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功，其主要的原因是亨利之前的幾場成功的抗爭，使得每一個組織都想和他合作，從而可以成為下一次成功的一部分。
1979 年十二月亨利以聯盟的名義再寫信給百哲瑞克，而仍然沒有得到具體的結果。主要的障礙在於這些工業大老不覺得利用動物作實驗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終於， 1980 年四月亨利由捐款者資助將廣告高手設計的整頁廣告登在紐約時報上而震驚了社會，露華濃隨即收到了許多抗議信，而出資登廣告的團體接到了很多的支援信和捐款，他們用這捐款登了更多的廣告。該廣告上有一隻兩眼貼了繃帶的可憐兔子攤在燒杯旁，廣告詞則譴責露華濃為了「美麗」而弄瞎兔子。
露華濃發表申明回應這項譴責，申明強調他們並未用兔子測試化學原料或已知的眼睛刺激物、德來塞測試是被廣為採用的標準科學測試、很多聯邦政府機構為了消費者的安全都使用德來塞測試，而且目前並沒有替代法。露華濃並且聲明他們正在找尋，但是還沒有找到任何的替代法。
露華濃為德來塞測試辯護的關鍵理由之一是，該方法為政府機構所使用來保障消費者的安全。他們用詞非常小心，因為聯邦政府並沒有要求業界一定要用德來塞測試，政府只是要求他們要有適當的證據證明其產品的安全性。否則這個產品上就要標明其安全係數不明，當然沒有業者願意標示這樣的字樣在產品上。由於德來塞測試的結果總是被作為適當證明而為執法機構接受，而又沒有其他的測試結果曾被接受過。在此情形之下，讓執法機構接受替代方法的測試結果也是聯盟的另一件重要工作。亨利在發起針對露華濃的抗議的同時也開始遊說各級政府機構，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雖然露華濃對聯盟的廣告沒有作出什麼回應，但是它的主要競爭對手雅芳 （ Avon ）卻有了正面的回應。在 1980 年四月雅芳宣稱其公司不再固定兔子，並發佈新的實驗指南，要求使用稀釋過的被測樣品並且在很多情形下可使用局部麻醉。在雅芳的提議下，化妝品及香水聯盟（ Cosmetics, Toiletries, and Fragrances Associates ）成立了一個電腦化的數據庫收集已經被測試過的原材料，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實驗。同年十月，化妝品及香水聯盟在華府召開了一場研討會，與會的科學家、政府官員和動物福利組織代表，同意應改進測試方法且尋求替代德來塞測試的方法。
聯盟廣告的另一結果是《實驗動物》（ Lab Animals ）的編輯蘇姍‧福樂（ Susan Fowler ）對此發生了興趣，《實驗動物》雜誌是一份報導關於實驗動物的培育及有關產品的業界雜誌。雖然這雜誌的讀者正是反動物實驗組織的敵人，亨利卻知道他們可以真正地改變實驗動物的處境，因而欣然接受了該雜誌的採訪。 1981 年一至二月的《實驗動物》雜誌刊登了亨利的訪談，篇幅長達七頁。在此對話中，亨利並不掩飾動物解放的最終訴求，但也表現了尋求雙方對話的誠意。他強調動物權利運動來自人權運動，並且澄清反對動物實驗並非反對科學進步的事實。根據蘇姍後來的描述，這個訪談在實驗動物業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們借此機會說出了心裡話，「亨利沒有把他們魔鬼化」。其中有很多人對這些動物有很深的感情，即使是老鼠，他們也不希望牠們受到傷害。
1981 年五月聯盟在露華濃總部前舉行數百人的抗議行動。行動過後露華濃決定由另一個副總裁羅傑‧雪利 （ Roger Shelley ）來接替原來詹森的工作，雪利接任後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決定儘快和亨利對話。在此期間亨利持續進行公眾訴求：小規模的抗議持續進行；大批支持者要求百貨商店不要賣露華濃的產品；幾個大電視台報導了這場運動；專業雜誌化學週刊（ Chemical Week ）刊登專文討論。同年十月聯盟又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大幅廣告，呼籲露華濃出資研發替代德來塞測試的方法。十一月二十九日，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同時舉行了反對德來塞測試的抗議活動，露華濃面對的壓力與日俱增。
露華濃不願讓步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不希望這成為動物保護組織得寸進尺提出永無止境要求的開端。經過多次商討，亨利終於逐漸贏得了雪利的信任。為了讓談判能有實質性的進展，雪利安排亨利與露華濃的最高決策者會面。亨利向露華濃保證他尋求的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希望露華濃能居領導地位成為化妝品業界第一個支援替代方法的公司。亨利也通過他在科學界的支持者們向露華濃發出眾多科學家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訊息。
亨利與雪利在考慮了幾個提案後，決定把露華濃的七十五萬美金研究經費交由位於紐約市東區的洛克非勒大學（ Rockefeller University ），以研究德來塞測試的替代法。 1980 年十二月，露華濃召開了記者會宣佈了這項決定。亨利很明智地沒有在這歷史性的一刻露面，但露華濃的總裁的演講的一部份是亨利的點子，據此呼籲其他化妝品公司加入這個行列。反德來塞測試聯盟也在其發佈的新聞中恭賀露華濃邁出這歷史性的第一步，並且完全避免了「勝利」這個字眼。
亨利說服世界各地的動物保護團體把目標轉移到其他化妝品公司。看到露華濃的例子，雅芳在 1981 年三月也同意資助七十五萬美金。之後，亨利他們把注意力轉向了 Bristol-Mayers 。 Bristol-Mayers 不但有化妝品生意，也有很多其他的化學產品，亨利希望由 Bristol-Mayers 開始也讓更為龐大的化學產品工業加入研發替代動物實驗方法的陣營。經過半年多的信件往來和會議， Bristol-Mayers 終於在十一月同意出資五十萬美金。雖然這幾家公司開始研發替代動物實驗法並非出自自願，但 Bristol-Mayers 後來卻主動積極地支援尋求替代法的計劃。在 1983 年，其公司內部成立了「生化和細胞毒性部」（ Biochemical and Cellular Toxicology Department ），研發試管測試法來檢測藥物。雅芳後來也積極地推展替代方案，這些都證明瞭亨利的策略正確，這確實是雙贏的局面。
同時，亨利和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美國人道協會及反殘酷組織（ the Anti-cruelty Society ）的代表，拜會了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onsumer Products Safety Commission ）的執行主任，要求他明確說明除了德來塞測試之外，其他適當的數據也可以為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所接受。消費品安全委員會隨後並發佈了更定的德來塞測試指南，允許公司將使用的兔子數目減半，並建議使用麻醉劑，消費品安全委員會自己也不再用德來塞測試。不久，很多其他化妝品公司相繼捐款給化妝品及香水聯盟的研發替代動物實驗基金。在 1981 年，化妝品及香水聯盟出資成立了「替代動物實驗方法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lternate to Animal Test ，位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反對德來塞測試的行動到 1982 年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然而，德來塞測試並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科學家們還需要時間找到一個可靠的替代辦法，在此之前，德來塞測試必然還會繼續。但幾家大公司已經同意出資開發替代測試並儘量減少不必要的試驗，它們便不能再作為抗議的對象。亨利一方面希望能維持廢除德來塞測試聯盟到最後的勝利，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利用所發動的大眾能量為動物爭取更多的福祉。他需要一個新的目標。
五成致死劑量測試（ LD50 ； lethal dose 50 ）的動物實驗是亨利選定的下一個目標。顧名思義，五成致死劑量測試就是要找到讓一群動物的百分之五十死亡的被測物劑量，大部份的試驗週期是十四天，但是也可能會進行六個月之久。 1980 年單單在美國，這個實驗就用了四百萬至五百萬隻的動物，即使在是那個幸運的沒死的百分之五十之內的動物，也會十分的痛苦並有嚴重的疾病。如果被測物毒性很低，就意味著動物們必須吃下極大數量的被測物才能造成死亡。這個試驗始於 1927 年，在那個年代，有些藥物沒有純粹的形式，而它在治療和致命之間的劑量視窗又很小，因此需要一個試驗方法決定精確的劑量。由於它提供的統計結果，後來變成新化學產品的標準毒性測試方法。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從口紅到廚臺清潔劑、蒸餾水、食用色素、裝飾聖誕樹的人造雪，全都用此方法來測試。由於動物的物種不同致死量差異很大，試驗通常在二種不同的物種身上進行。這個試驗的問題是，即使我們知道吃了多少劑量會讓狗或老鼠在十四天內死亡，這不表示我們就知道了人經年累月吃少量劑量會發生什麼事。這個試驗不但過時且不具實用性，它所提供的往往只是一個看上去精確但毫無意義的數字而已。為什麼我們要知道多少的口紅可以殺死一隻狗呢？
為了能夠持續追蹤德來塞測試的進展，同時發動一場新運動，亨利決定提早退休。前幾場運動的成功，為亨利贏得了一些願意資助他的人。由於將錢捐給大組織往往看不到什麼實質的作用，很多資助者覺得把錢交給亨利更為有效。而亨利也讓資助者參與到運動中，他經常打電話告訴他們各項活動的進展或者把活動報告和發表的廣告寄給資助者，並且尋求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亨利由德來塞測試的運動中體會到，國際協同行動的重要性。以五成致死劑量測試來說，即使製造地的美國本土沒有規定要試驗結果，如果產品消售地所在國的法令要求要有這樣的測試結果，那麼廠商還是要作這個試驗，因此他們的運動一定要是跨國運動。 1981 年五月，亨利應邀在英國宣佈發動國際反五成至死劑量運動聯盟。
當亨利還在尋找最佳切入點時，這場運動卻提早展開了。亨利獲悉賓州動物權聯盟準備在 1982 年十月發動針對 SmithKline Beckman 公司的抗議活動。亨利與該公司聯絡，勸說他們與賓州動物權聯盟達成妥協。計劃抗議之前一個星期，亨利和賓州動物權聯盟的代表與 SmithKline Beckman 公司研發部的副總裁（ Vice President ）史坦利克魯克（ Stanley Crooke ）會面，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會談， SmithKline Beckman 公司接受了亨利和賓州動物權聯盟的所有提議。提議之一是與製藥業聯盟（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 ）共同發起一個旨在減少使用動物進行五成致死劑量測試實驗的研討會。克魯克是製藥業聯盟的成員，經過他和亨利的共同努力，製藥業聯盟在十月二十一日發表聲明指出五成致死劑量測試缺乏科學根據，並且呼籲美國政府修改相關規定。在此之後，很快有其他多個組織跟進發表了類似的聲明。得到工業界的廣泛支援後，亨利在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呼籲社會大眾督促他們的議員要求有關政府機構終止五成致死劑量測試。據稱，美國交通部有毒物品辦公室（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s Office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當年受到超過一千封抗議信。 1983 年九月，面對來自國會和大眾的壓力以及醫學界反對五成致死劑量測試的共識，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召開了一天的研討會。除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外並有其他五個聯邦政府機構參加，也有科學家、化妝品業和製藥業的代表，和包括亨利的動物福利人士代表。會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聲明：「五成致死劑量測試的價值有限。極限測試或者劑量範圍研究可以作為充份的口服毒性數據。」
與此同時，亨利在寶僑公司（ Procter & Gamble ） 1982 年的股東大會上呼籲該公司在廢除五成致死劑量測試測試上發揮領導作用。亨利積極於寶僑公司的研發人員接觸，並且促使他們尋求替代五成致死劑量測試的毒性測試方法。 1983 年九月，亨利著文發表在寶僑公司內部刊物上讚揚該公司作出的努力。
1981 年，美國新成立的人道對待動物組織 （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在行為學研究所（ Institute for Behavioral Research ，位於馬裡蘭州銀泉市 Sliver Spring, Maryland ）蒐集了該機構虐待動物的證據並公之於眾。這個著名的「銀泉猴事件」，以及隨後不久發生美國動物解放陣線（ Animal Liberation Front ）進入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頭部外傷實驗室蒐集證據及引發的公眾抗議，讓動物權利運動和尋找替代動物實驗的方法成為熱門課題。工業界和學術界都爭先恐後地參與其中。
減少實驗動物的數量誠然是值得慶幸的，但亨利支援工業界用少量動物進行極限劑量測試，卻受到來自動物保護運動內部的批評。而且，由於亨利發動的抗議化妝品公司活動深受大眾支援，很多動物保護組織希望繼續以他們為目標。 1985 年，美國人道對待動物組織發動了新的反對德來塞測試抗議活動，抗議的矛頭指向雅芳和 Bristol-Myers 等化妝品公司。亨利對此表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只要對手已經接受了最初的訴求並且真誠地在進行努力，動物保護人士就不需繼續把他們作為抗議對象。亨利試圖說服人道對待動物等組織把注意力轉移到製藥業和化工業的實驗動物，以及尚未被關懷的數量龐大的農場動物。此後，人道對待動物組織在 1987 年發起針對寶僑的新活動時，亨利更公開出來支援寶僑批評人道對待動物組織。亨利與人道對待動物組織的關係從此不斷惡化。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亨利堅持原則，堅守自己的承諾，在必要時不惜和其他的保護動物組織對抗。
從八十年代後期到他患癌症逝世，亨利開展了幾場為農場動物謀求福利的運動。由於涉及一般人的飲食習慣，農場動物的福利是一個更為複雜的社會問題，所影響的動物數量也比實驗動物大得多。尋找動物實驗的替代法最多只會給化妝品公司帶來不便，提昇農場動物福利或勸說大眾吃素，對於養殖業確是直接損害利潤。雖然亨利在此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他並沒有向某些其他動物保護組織那樣不願觸碰這個敏感話題。經過不斷地努力，亨利為農場動物贏得了一些實質性的勝利，其中包括促使麥當勞等速食店提昇供應商的動物福利標準等等。
在書的最後一章裡，作者總結了亨利工作的十大經驗和他的人生哲學。亨利的成功經驗包括不和群眾脫節，由於抗爭運動需要群眾支援，我們隨時都要知道社會大眾的想法，這也有助於選擇抗爭目標，我們選擇的目標是要可以得到大眾支援的。再者，目標的選取必須是有達成可能的，不管動物保護工作者多麼希望，所有的剝削動物的情形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消失，以他的第一項抗議博物館的貓咪實驗為例，雖然拯救的貓咪數量不多，然而其成功的可能性極高，且替後來的其他幾場運動鋪路。在當時並沒有一個成功的前例的情形之下，貿然訴求其他更大規模的動物解放是不切實際的。再者，事前的搜證工作非常重要，所有引用的資料都要有可靠的來源，而不只是想當然爾。在資料的處理上要實事求是，不要誇張。站在對手的立場考慮狀況，他們不是喜歡殘酷地對待動物，他們有他們的壓力。因此站在對手的立場考慮，並尋求和對方溝通的機會，提供現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往往可以造成雙贏的結果。但要隨時有進行群眾抗爭的準備，如果對方沒有回應，群眾抗爭可以使對方不得不出來為他們的立場辯護。並且要避免官僚體系，亨利之所以可以用少量的金錢作很多的事，很大程度上在於他並沒有一個大的組織要處理，他因而不必花時間在人事處理上，募款來讓組織成長上，但是他有很多的朋友和一個智囊團幫助他。不要假設只有立法的途徑才能解決問題。尋求立法支援通常費時又效用有限。永遠冷靜地考慮事情的可行性。常常自問檢討做法的有效性。
亨利的母親在 1954 年寫給兒子的信中談到生命時說，問題不在於從理論上說生命是不是有意義，而是在實踐中你要賦予生命什麼樣的目的。亨利的一生證明瞭生命是可以很有意義的，一個人也可以有很大的力量扭轉乾坤。當作者寫這本書時，亨利已到了癌症末期。然而作者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沮喪悲觀，他可以坦然面對死亡，他回首這一生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是滿意。亨利的這一生缺少了很多一般人認為是重要的東西：他終生未婚，沒有子女，父親和小妹死於自殺，母親長期為精神疾病所苦，但他一直對生命抱著積極正面的態度。他在租來的公寓過著簡樸的生活，對物質的要求極其簡單。在他的公寓中只有一些舊傢具和一根給他的貓爬的老樹枝，另外就是從地板疊到屋頂的動物保護運動的資料。他不去一般人視為當然的娛樂，不看電影聽劇上館子，也不請客派對，他在二十年中沒去度假。然而他在晚年對自己的一生沒有遺憾，因為他做的是他喜歡而覺得值得做的事。做他認為對的事，必要時也不害怕和別人站在敵對的立場，給他帶來了快樂和充實的生活。亨利曾提到在他當海員時薪資甚豐，他可以到一些好的地方享受，那些經歷是很有意思，然而那並不讓他覺得快樂。亨利最後說，如果重來一次，他還是會做他做過的事，還有什麼比減少世間苦難更好的工作動機？
這本書由亨利的一個一個運動詳細說來，就如同半部美國的動物運動歷史，亨利的經驗十分值得現在的動物運動工作者借鑒，即使對不從事動物工作的一般大眾，他的人生觀，工作倫理和策略也很值得學習，是一本值得細讀再三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