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宗憲專欄】虐待動物是「罪惡」（Guilt）或「恥辱」（Shame）? —從東西文化系絡差異談動物保護政策的能與不能

虐待動物是「罪惡」（Guilt）或「恥辱」（Shame）?

—從東西文化系絡差異談動物保護政策的能與不能
 

一、前言

       五年前，台灣大學前博士生虐貓事件讓人印象深刻，其人涉嫌虐殺三隻貓，原遭台北地院依動物保護法重判一年六月、不得緩刑，但被告上訴高等法院，法官認為僅能證明他虐殺一隻貓，改判為半年[1]。而在今年1月，基隆防疫所接獲愛心媽媽檢舉，一位退休教師飼養多隻流浪狗，卻無善盡責任餵食、讓收養的狗瘦成皮包骨，並拒絕讓他人幫助，甚至將狗關在車上開進深山。由於沒有犬隻死亡，此案僅能以不當飼養開罰[2]。根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的統計，台灣在近幾年來，對於動物保護的意識業已提高，各類宣導活動與政策遊說行動數目皆有提升，許多人願意去付出努力來幫助動物擁有更好的福利，但為何在此同時，虐待案件卻仍是層出不窮，似乎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吾人將試著從「恥感」及「惡感」文化的差異[3]，去做出分析。

       在進行進一步探討此種情況之前，吾人須先瞭解，動物保護政策是一種「道德政策」。何謂道德政策？指的是「至少有一個政策倡議聯盟，將該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並且以道德訴求來倡議該政策」[4]，並且此種「道德」會因人而異。簡單來說，在路上詢問十位民眾對於賭博或同性戀的看法，有可能會反饋回十種答案，這種主觀性極強的政策便是道德政策，而動物保護政策也是如此。

       如上所述，「動物保護」這個議題，本身就牽涉到個人的道德判斷，會受到個體經歷過的事件與身處的環境而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東西方文化對於「罪惡」這個認知，就有其本質上的不同。傳統華人文化所提倡的道德，奠基於儒家思想，孔子曾經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便是強調民眾需要有羞恥心，才能自覺何事可為，認為行為本身需要有其遵循的圭臬，這種標準乃建構於他人的評斷上，因此在犯錯的時候，往往將其視為是不潔之物，並嘗試去隱藏錯誤，以藉口來合法化自身行為，被發現時會感到羞愧。

       相較於這種逃避罪惡的概念深入在華人文化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道德觀則是來自於聖經，認為惡是來自於人類吃了善惡果，得到了善惡知識卻又無法讓人擁有掌控惡的能力，人因而活在罪的轄制中（創2：17）[5]。因此西方文化認為，眾人活在罪的掌控之下，而生活的目的便是要離棄罪惡的行為，並在心思意念上不斷被神更新。

二、罪感與恥感對於道德行為的拘束力

       以心理學角度來說，道德感來自於個人的罪惡感（Guilt）及羞恥心（Shame），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性負向情感，乃因違反個人或社會規範所產生，前者關注自我，後者則偏重情境或行為，所謂社會規範的心理意義在不同文化脈絡中並不相同，例如個人主義下的社會規範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是採普遍原則，集體主義社會則強調關係，親近的他人才是個人重視的行為標準[6]。

       罪感與恥感的不同在於，人感受到的罪惡（Guilt）是來自於破壞（聖經）原則、觸犯誡命、使安定次序破裂，並會依賴內化的罪惡自覺來達到善行，此善惡自覺代表心中有一最高的準則（或稱為神），人的所有行動都會藉由這個最高準則去「自我」評斷。因此，當人犯錯，會受到罪惡意識的折磨，如同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無法逃離。但是這種罪惡意識，會觸使犯錯的人向最高的準則（神）懺悔，藉由反省與付諸行動來減輕自己的罪惡感。

       但相較於罪感這種自我評斷性的感受，恥感（Shame）則代表文化成員會關注他人對自身行為的好壞評量，在乎「外在」對自己的評價。因此在恥感文化較明顯的國家，那些觸犯「他人認為不道德的行為」的成員，會感到強烈的懊惱，並且這種懊惱是無法藉由懺悔與反省來減輕，只能選擇逃避，並且等待時間自然遺忘。簡單來說，罪感文化就代表每個人的行為都由一個更高層次的存在來度量，反之恥感文化中，衡量行為的尺是掌握在相同層次的成員上，但是卻不是說兩者是對立的，往往在一個地區中，兩種文化是膠著並存的（見圖1）。

       根據學者的研究，相較於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罪感取向，華人及日本社會被歸類為恥感文化（朱瑞玲、楊淑雯，2013），其中社會成員對於他人的批評和行為較敏感，因此為了維持在他人眼中的「道德」，會盡量得符合社會規範，其安全感的取得，是需要別人的認同，產生華人社會注重「面子」，日本注重「義務」的有趣現象。但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由於恥感文化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要罪行「不暴露於世人之前」，他就無需為此苦惱，所以會藉由隱瞞、說謊、顧左右而言他等方式，避免他人發現其違反道德，這跟罪感文化中，成員會因為無法逃離自我的監視，而產生焦躁的徵狀有相當大的不同。

       而在研究中同時也發現，文化內的成員若是罪感越高，較容易從根本上去防止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雖然就法律層面而言，罪感不是一個解釋守法行為的充分條件，也非政府推動政策時容易著力的地方，但就心理歷程而言，罪感是內化的道德約束，雖然外在情境中可能有許多因素讓個體遵守法律或規範，但罪感會事先提醒行為者行為後果可能的獎懲，此項心理壓力對於行為有一定的驅動力量。換句話說，罪感會在人做出行為前給予內心評價，但恥感則在行為後才由他人評斷，因此，罪惡感較易促使行為者做出道德行為。

       但道德感其往往具有兩面性，如前所述，恥感文化所在意的是外在環境的「規範」，是較容易形塑的，像是台灣與中國的「有關係就沒關係」文化，便會使人從一個關係到另外一個關係，繼而串連成一個龐大的關聯網，而其中便會形塑此種環境的規範，但是這些規範卻也會因各種不同的事件被破壞重組，藉此適應新的環境變動。惟因規範較易塑造，卻缺少客觀真理層面的說服力，亦使得人無法真心的遵守，然則只要這個外在規範被打破，人就會開始找藉口去使其合理化，台大法律學院教授李茂生也在其演講中提到：「（在捷運鄭捷事件後）隨機殺人只會越來越猖獗」[7]，從恥感上的角度便係因為外在規範被打破，在重新形塑的過程中，促使一些人去模仿並合理化其行為。

       相反地，罪感文化所強調的是，自身所遵循的最高「原則」，是需要更深層的信仰與理解，這個原則會相對於外在客觀的規範，其為自身主觀的內在存在，就心理學角度來說，破壞內在原則會造成內心的自我崩壞，所以原則較難在內心成形。但只要一建構，便會讓自己盡力的符合其內心，甚至會影響外在的他人接受這個原則，藉而建構新的規範，如同各種宗教與科學，其成員會先有原則，再形塑規範。因此，罪感與恥感會互相影響生成。

三、結語：從恥感文化反思動物保護法的落實

       依循著兩種文化的分類來分析我國動物保護法的落實。吾人發現，現階段，我國對於虐待動物案件是分成兩個部份去進行，首先，處有期徒刑或拘役，並易科罰金，這是從法制與壓力的角度來給民眾壓力，藉此提供威嚇之用；其次，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違法事實[8]，符合在地恥感文化，希冀得以讓民眾「知恥」，來減少犯罪的可能性。而若要更進一步以恥感作為考量，減少同一飼主再次發生虐待案件的可能性，吾人可以採取「讓志工不定期關心」或是「給予複檢獎勵（公告或定期舉辦寵物講座等）」的方式，並非從負面的「使人羞恥」角度，而是讓人滿足台灣人「好面子」的成效，根據其特點，或許能夠得到額外的矯治效果。

       而若要從根本上減少虐待案件的產生，就必須仰賴罪惡感的形成，政府在消費者領養或購買過程中，去制定讓飼主強制參與「道德與生命教育的課程」，使飼主清楚認知他必須要付出的「責任與義務」，新竹監獄在2006年便率先試辦「監獄犬訓練班」[9]，讓裏頭的犯人真正的體認到何謂生命與互動，雖未見法務部有擴大試辦的意圖，但此種課程應可讓飼主在飼養動物前，瞭解與寵物與人的互動、餵食、照護責任，並輔以法律，羅列「飼主應避免使寵物受到的痛苦種類」，藉此依法有據，增進虐待寵物的罪感，從根本杜絕虐待動物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