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13【臺灣的自然與歷史】博物學標本採集

曾經，捕捉動物、製作標本是博物學研究的基本作業流程；在影像科技、DNA分析、生物技術已趨成熟的今日，標本製作是否仍是不可略去的標準化步驟嗎？

博物學（Natural History）[1]與「採集」臺灣

十七世紀末，臺灣成為滿清帝國東南邊陲的領土，陸權帝國官民如何觀看海島上林林總總的動物，學者分析眾多方志留下的記載：官方頒布對牛、馬等重要經濟動物的利用原則；規範豬、羊如何配置於祭祀儀式成為祭品；情縱鯨、蛇想像陌生遙遠的他者；而主要關於動物的記錄大多書寫於「物產志」，其中，依據動物在人類社會的應用領域、動物與人的關係、動物對人的意義，以素樸的「人為分類法」為動物進行分類；此分類雖有異於當今的科學知識體系，但如同本草學的名稱、特性、功能、產地記載，實已粗具近代博物學觀察與描述的特質。[2]

隨著在兩廣地區爆發亞羅號事件與馬賴教案，1860年代初期，臺灣逐步開港通商，領事、洋商、傳教士、探險家的足跡也漸次遍及全島，經商、傳教之餘，秉持博物學採集、分類、觀察、描述的原則，他們上山下海，獵捕、解剖動物、製作標本、記錄觀察結果，並蒐集在地人提供的資訊，建構臺灣物種的博物學知識體系。如此活力十足的田野研究，一方面源自對大自然物種的「蒐集癖」，追尋現象背後的因果機制；[3]另外，他們也相信這些研究成果終將具有商業價值。於是在滿清帝國的領土上，透過領事館、海關、洋行等據點的設置，建構科學主義的「非正式帝國」網絡，[4]著手施行資源調查，回應其遠來東亞的商貿與傳教初衷。跨入日本時代，總督府為有效治理臺灣，仍承續西方博物學的基礎，更為積極地展開調查，除了動物、植物、礦物，更推擴至人類學與氣象學等研究領域。

回顧清治時期方志對動物的記載與近代博物學傳統對臺灣的大調查，基本上，兩者均秉持動物為人類所用的態度，希望動物之為物，能對人類社會產生貢獻、或藉此產生巨大的商業利益。而博物學技藝的運作流程，在達成林奈二名分類的目標之前，採集、進而標本化，是一樁不得省略的必要程序。而標本化意味著：須先行殺害動物，方可製成標本。

如今，標本化是否仍是不可略去的基本程序嗎？相信這當中應存在著倫理的抉擇，絕非以科學、研究及教學之名，便可無所限制的採集動物。

標本製作的動物犧牲，都是必要的嗎？

今日，臺灣的動物保護法已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得進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課程綱要以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訓練」[5]，標本製作自然也在規範之列；但是，近年來仍有高中社團，在老師不知法令的情況下，帶領學生製作鴨子剝製標本。[6]依據立法精神，其實，問題不在傳授標本製作技術，而是人們怎麼對待動物、是否構成虐待，例如：學生怎麼「殺死」動物，以及這樣的殺戮是必要的學習過程嗎？高中常因為必要的設備不足，只得採用最原始的手法對待動物，以鴨子為例，同學曾這麼描述：「我用兩隻手指，封住鴨子的鼻孔，然後，看到牠的眼睛越睜越大、然後死了……」這些同學多半是因為喜愛動物，才在課餘參加生命科學的社團，然而，他們卻一再的被要求對生命冷漠！

2004年出版的期刊，畜產學者曾為文詳述雛鴨標本製作的流程，其中，雛鴨在孵化之後，「不供給飼料，只給水份，俾使脂肪消失，標本才不易氧化。」而且，需在製作標本前1～2小時，以壓迫胸腔或空氣注射肱靜脈管，迫使雛鴨窒息死亡。[7]以今日對動物知覺的了解，這是不人道且不符合現今法規的做法。[8]如今，我們卻在教育的殿堂，又再以此殘忍的虐待手法製作雛鴨標本。

其實，鴨子大量製成標本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由於當年臺灣的養鴨事業發達，大阪的資本家便引進雛鴨標本製作技術，大量生產支應歐美聖誕節飾品需求，年出口量曾高達60萬隻。[9]雖說這是臺灣養鴨文化的一部份，自有其發生的歷史脈絡；然而，在動物生命主體已受重視的今日，臺灣熱愛動物的科學家業已引進、開發多項實驗動物替代教學方案，[10]面對標本的教與學，我們應當更為審慎才是。

標本採集的素養

2014年，普什多夫在哥斯大黎加進行田野調查時，聽聞原本於山間已然滅絕的樹蛙又再現芳蹤，當天晚上他便整束裝備入山，希望捕獲此蛙；最後，他毫無所獲，卻聽說有人已經尋得，並且製成了標本。他原本深信標本的研究價值，而這件事令他產生深重的疑惑：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這個時點上採集動物呢？就在牠們剛剛重新出現的時候！而事實上，這樣的採集可能嚴重傷害此瀕危物種。

其實人們已研究過這種樹蛙了，研究者可以透過大量的拍攝照片、攫取DNA進行分析、比對即可，無須製成「憑證標本」；針對這件事，倫理學家甚至建言，如果事前調查已知曉捕捉可能帶來物種危機，任何研究者都應能正確做出倫理上的抉擇。[11]

隨著科技的進步，同樣的研究、教育工作，已經得以翻轉過往建立的方法，是否一定要堅持百年前博物學標本採集的「舊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