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曾亞雯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
作者 / 王志弘
王志弘，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副教授。十幾年前於偶然機緣領養一隻貓後，開始學習過有同伴動物的生活，讓出空間給陸續來到家中的七隻貓。在貓群魅力的牽引下，慢慢將研究領域從都市文化分析，延伸到城市的自然與生態環境。目前開設「自然與城市」課程，指導學生從批判觀點探討動物園、水、草坪、海岸和垃圾等自然與環境治理議題。
前 言
獸醫師是動物醫療、產業和政策等領域的專業者，若能廣泛爭取獸醫師參加動物權利行動，發揮公共知識份子本色，應能增進動物權利運動力量。然而，面對眾多獸醫師對於相關理念保持沉默的現實，我們或許必須先考察結構性的條件，分析當前台灣獸醫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 的特質、塑造機制及影響，方能思索對策。
專業或專業主義其實不易界定；甚至專業的界定本身，就是充斥利益、權力、正當性的「劃界」問題。專業往往跟職業地盤的建立有關，是保障特定職業者之利益和地位的制度構造，牽涉了被界定為正當合法的知識技能。專業主義也包括對專業者之培訓過程、工作方式及言行舉止的標準化規範，並形成某種倫理準則。專業利益、規訓和倫理的確立，則有助於凝聚專業者的群體認同，甚至展現特殊生活風格，包括其他人對於該專業團體成員的印象和期望。
就獸醫專業而論，國家、市場、教育和公民社會，是主要的專業塑造力量。例如「獸醫師法」規範執業資格和獎懲等，法令如「動物保護法」、「寵物登記辦法」、「寵物業管理辦法」，以及各種動物管理政策如流浪動物處置、動物檢疫等，都會影響獸醫師的專業主義、領域邊界和執業規範。晚近寵物商品化、複合式經營，以及同伴動物家人化等趨勢，也轉變了獸醫師的專業內容。
典型的獸醫師專業主義與倫理內涵
目前一般醫療院所的獸醫師執業型態及其專業內涵，可以分為三種典型，對應的倫理內涵各有不同，以下分述之。
1. 技術與品質：服膺市場邏輯與飼主導向的專業技能提供者
大多數獸醫師認定的專業主義核心，是高品質的醫療技術，其倫理內涵是以誠實負責態度提供醫療服務，並精進技術，如購買檢驗和治療儀器，向人醫水準看齊。然而，在日趨競爭的執業環境裡，專業技術的提供往往必須迎合市場邏輯、採取顧客導向，例如獸醫院兼營寵物美容、食品玩具，以及優先考慮飼主的喜好等等。如此一來，專業技術提供者的立場通常會限縮為中性的專業執行者，聽從飼主意見，也不認為獸醫需要對公共政策發言或承擔責任。
這種專業定位極不利於動物權益，即使認為應該鼓勵關懷和尊重生命的獸醫，也指出「每個人的角度跟立場是不一樣的，論點也不同，即使在獸醫師之間，也會有不同看法，還是要回到飼主的需求……，因為整個社會的人文關懷還沒有到那裡。」因此，在人類（顧客）和動物（病患）的不對等關係下，獸醫師基本上是迎合市場邏輯和飼主導向的專業技能提供者，往往順應人類社會的一般價值觀，而不冀望自己扮演倡議動物權利的角色。
2. 情感與溝通：同伴動物家人化下的諮商者與正確知識教育者
猶如其他服務業，獸醫日益看重「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放下身段跟顧客溝通，並由於動物被「家人化」和「孩童化」，要以溫和、哄騙、童稚化的語氣和態度來跟顧客及動物互動。這種親暱感鑲嵌於醫師身份或醫療形象既有的知識權威中，使得透過醫治同伴動物而比「人醫」更能表現親和力的獸醫師，成為獲得信賴的諮商者，猶如家庭醫生，或因此建立了業務範圍之外的友誼關係。例如，基於這種親和力與信任，有些顧客甚至會跟獸醫討論自己( 人類) 的病況。
這種溝通方式有時也偏向於教育者角色，不是單純迎合顧客意向，或只是表現親和力與愛心，而是回到獸醫師認定的專業職責，向飼主解說、甚或灌輸「正確」動物知識。這種施以教育的基礎，是獸醫師掌有專業知識的自我確認和獲得信賴，又因為情感和態度的親近而得到強化。
3. 救援與倡議：從流浪動物救援者，到動物權利倡議實踐者
隨著動物權利觀念拓展，1998 年「動物保護法」實施，獸醫師跨越單純醫療行為的邊界，從事動物保護倡議與實踐，是專業主義和倫理的新內涵。這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種是專業領域界線內的公共參與，在獸醫執業的場域裡，常態性實施流浪動物領養服務，或與動保團體合作處理傷病救援。此外，也有醫師從動物福利角度，反思獸醫手術，提出替代辦法。例如，曾英仁(2002) 檢討了會引起動物痛苦恐懼的「斷尾、剪耳、去聲帶、去爪」手術，從動物福利觀點評論其實施必要性，尋找替代辦法。
另一種是跨出專業領域的公共實踐，例如參加動物權利團體的活動，擔任義工或幹部，乃至於撰寫文章或書籍，倡導動物權觀念等。台灣的獸醫目前很少從事這類跨出執業領域的實踐。費昌勇(2003) 指出，撰文討論和倡導動物倫理者，幾乎都是長於論述的相關科系教授，而非第一線獸醫。
專業主義與倫理內涵的塑造機制
獸醫專業和倫理的三種典型，實際上是重疊的，但多數獸醫偏向於身為迎合市場和飼主的專業技能提供者。強調溝通與情感的諮商者和知識教育者，近年有漸增情形，多數獸醫則尚未以動物權利保護和倡議作為其專業核心。要追究專業主義往前兩種典型傾斜的根源，就必須探討塑造當前獸醫專業主義的機制。
1. 市場：商品化、利潤導向和競爭的執業環境
在寵物飼養風潮和寵物市場擴展下，獸醫成為熱門行業。台大獸醫系1950 年代只開一班，畢業生只有個位數；但現在動輒有一、兩百人報考，錄取率極低（林麗雪，2005）。動物醫療產業也逐漸分化、精緻化，從事異業結合，甚至連鎖化。例如，中國醫藥大學開辦了動物針灸班，出現貓科專屬醫院( 馮惠宜，2008)。而高檔動物醫院以人類醫療為範本，引進各式醫療設備、強調舒適空間和精緻裝潢，並附設寵物美容用品門市。各種儀器和檢驗、品管流程及空間氛圍，塑造出吸引飼主信賴的專業形象。
在利潤導向和市場競爭性的執業環境裡，小規模動物醫院經營壓力很大，大型動物醫院又急於回收投資或更傾向於企業化經營，因此多數獸醫師首重自身生計和合理利潤。即使懷抱愛心、有關懷生命理念者，在投入協助流浪動物處遇和領養上也有限度，認為動物權利課題並非其專業範圍，遑論有更多公共參與了。
2. 國家：動物之物權化、差別化和保護管理化的法律規範
在將專業邊界劃設於提供飼主醫療技術的情況下，有些獸醫師認為，流浪動物處置和保護問題，應該由政府和民間義工介入，而不該由獸醫師承擔或積極推動:「側隱之心大家都有，難在長期。偶爾有一些投入長期的，事實上我看到他們的家庭，殘缺的很多，到類似家破人亡的地步，我不樂見，這應該是國家的事務，不要推給一些有側隱之心的人來做。....( 獸醫師) 參與推動是很可笑的話，業務都忙不過來了，你政府應該有考核過的公務人員，你考了一大堆獸醫師，你用這些人力來做就好。……要用民間的力量，我覺得應該是去規劃義工，整合義工，包括獸醫要規劃在裡面，也是可以的。」
也有獸醫師認為，政府的介入在目前是不得已但必須的，因為台灣社會的發展不夠成熟。然而，國家能否擔負保護動物的職責呢?
就國家作為塑造獸醫專業主義的機制而論，主要是透過法令規章來制訂執業的制度架構。例如擁有執照資格者方能執業，並以停業或廢照來處分診療重大錯誤或執行業務有欺騙致他人蒙受損害者。國家主導的動物法令和政策，則偏向於採取人類中心主義下的動物物權化、差別化及保護管理化。物權化就是將動物視為歸屬於飼主的「財產」。差別化則是從人類角度來看待動物，並藉此施以差別待遇。此外，「動物保護法」和其他相關措施基本上是以方便管理為出發點，而非從動物角度著想。
物權化和差別化深刻影響了獸醫師的專業與倫理。治療對象雖是動物，但動物不會自行看病，而是由飼主帶領並支付費用。所以，飼主雖有照養責任，但往往形同財產擁有者，導致獸醫師專業倫理、動物福祉及飼主需求之間的折衝或衝突，幾乎都偏向迎合飼主。再者，動物分為經濟動物、實驗動物、野生動物和寵物或同伴動物等類別，形成獸醫專業場域的分割，也可能侷限了獸醫對於更廣泛之動物權利議題的覺察。
3. 教育：醫療技術為尚，缺乏動物倫理和公民意識的養成
獸醫師養成仰賴正式教育體制，但目前獸醫教育以醫療技能為主，晚近才增添了動物權利或政策法規課程。台大、中興、嘉大與屏科大獸醫系，都在高年級開設一學分「獸醫法規與倫理」。但畜牧系或動物科學系卻常忽略這類倫理課題，取代的多半是動物行為、動物福址，以及同伴動物（寵物學）等學科。當然，在技術性課程和實習中，也有動物倫理難題的接觸（例如宣揚愛護動物，卻必須解剖動物以獲得生理知識）， 但畢竟非屬專門的倫理訓練。
動物倫理放在「獸醫法規和倫理」中討論，優點是循著法規條例來討論，涉及實際執業遇到的狀況，比較能引起學生關切。但如此一來，也壓縮了有關動物倫理的複雜討論，並可能將動物倫理轉化為應付既有法規要求的課題，而非深化有關人類與動物之適當關係，以及獸醫可能扮演角色的探討。
4. 公民社會：動物權利組織期待獸醫師是專業協助者
相較於市場、國家和教育等機制在動物權觀念上的欠缺，公民社會中關注動物保護與福祉的聲音，則致力在荒野中推廣動物倫理。即使有諸多限制，還是有少數獸醫師基於專業技能而對動物權益有所貢獻。擔任動保團體幹部的一位獸醫指出：「動物保護工作如果沒有獸醫師參與很難成功；獸醫師在不尊重動物生命的國度沒有前途。所以，思考如何激勵獸醫師投入動物保護行列，是很重要的課題」。
然而，動保團體很難像國外組織一般，聘任專屬獸醫師。因此，TNR 團體的一位幹部便指出，獸醫師針對結紮工作願意協助並給予優惠，還能對一些「非組織」的志工( 例如，路上撿拾到貓就直接送到醫院者) 提出建議( 例如: 不要一直撿貓，要做結紮)已經很好了。獸醫師的義務贊助有其必要，但他強調跟獸醫應該保持合作態度，而非把獸醫拉成自己的工
作人員。他主張，獸醫師的角色是動保人士的後勤，雖然後勤看似在後台協助而非站在第一線，但「動物福利不完全是獸醫的事，動物的部份是，但其他是社會、或哲學辯論的事。這個戰場沒有前後之分」。談到對獸醫師的期待，他認為，獸醫師或許可以逐漸成為當地的保護動物中心，可以有地位、受尊重。
動保團體各自有關注的重點，雖然歡迎獸醫師加入聲援，但對於目前獸醫界卻無太多期待，只希望他們扮演「專業協助者」角色，提供醫療技術和優惠，而非進一步成為動物權利倡議者。這既是當前獸醫師專業主義的局限，也是動保團體資源和運作能力的限制。
展望獸醫專業倫理轉化的社會條件
專業和倫理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社會過程中發展。大社會的趨勢成為塑造獸醫師專業的主導力量。要改變主流社會對於動物權益的忽視，並爭取獸醫師加入動保行列，以其專業能力來擔任動物福利或權利倡議者，我們認為，目前依然要仰賴公民社會力量，來均衡或抵擋市場的逐利邏輯，並持續引導教育訓練和國家政策的方向。因此，公民社會力量的持續壯大，實是推動獸醫師改變其專業內涵的關鍵因素。
但是，我們對於擁有專業技能的獸醫師本身，還是有較多期許。已經擁有專業保障，以及知識和權力之優勢位置的獸醫師，或許可以發揮更大能動性，來重塑自身的專業內涵。專業者擁有職業訓練、執業和倫理規範上的自主意識，相應也要承擔社會施予的職責和義務。無論是加強動物權利教育、改變專業倫理內涵、確認獸醫師面對飼主時的倫理自主性，乃至於改善競爭逐利的執業環境，將動物權利納入成為獸醫專業的核心，都需要動保組織和獸醫界兩方面發展出更多結盟合作的可能。
任何社會改造運動的推行都很困難，無法一蹴可及。但是，我們已經見到一些主流塑造機制的鬆動跡象，或者說是面對了挑戰和危機，這些跡象的擴大和危機的進展，正是改變獸醫專業倫理內涵的契機。
參考文獻
林麗雪 (2005)。〈獸醫系出路寬廣〉，《民生報》，12 月18 日，A4 版。
曾英仁 (2002)。〈幾項爭議性手術之替代法與動物福利的進展〉，《高雄市獸醫師公會會刊》，56: 45-47。
費昌勇 (2003)。〈獸醫界的新課題—動物福利〉，《中化藥訊》，56: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