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嘉如 紐約市立大學現代語言文學系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rooklyn College) 現代語言文學系的教授。教授課程包括翻譯、文學與電影等。她的研究興趣包括文學詩歌翻譯、動物文學文化研究、生態文學批評、生態女性文學批評、生態/ 綠色文化和電影研究，及佛教環境倫理及禪宗美學。曾經發表數篇中英文的學術文章，散見於學術專刊及選集裡；翻譯的詩曾發表於《詩天空》、《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等。目前正在進行劉克襄《野狗之丘》的英譯。
狗與都市空間一般傳統城市生態學家們常將城市中的野狗存在與否視為城市文明的指標。越“「文明」的國家對狗與狗的野性的掌控越強烈。例如在美國，法律規定家犬在公領域一定得繫上狗圈，祇有在指定的狗公園裡才能將狗圈取下讓狗狗們自由自在地奔跑。在紐約的中央公園隨時可見被人們精心改造過怪模怪樣、奇裝異服、染「髮」甚至穿襪子的愛犬純種狗，但卻看不到一隻有狗樣的野狗。劉克襄曾在《野狗之丘》裡提出狗的市民權，認為野狗屬於城市生態社區的一部分，應該賦予生存權利。不過，在談及城市野狗問題時，美國城市生態學者艾倫·貝克(Alan Beck) 指出，由於人們普遍認為狗傳播狂犬病，是人類疾病的傳播媒介，因而將之視為公害。所以為這群動物請命、爭取動物權利、談跨物種道德是極度困難的。因為這些動物已在現代化、商品化的過程中成為了城市的過剩品，狗的生物性也與高科技文明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必須進而將之泯除或同化。
在台北到處閒盪的阿貓阿狗還真可以算是一個都市奇觀。任何去過台北的外國人常常會注意到這個文明與野生共存的景象。牠們狗群狗黨地在人群裡穿梭，跟台北人一同平行生活在台北盆地上。其實小花小白早在台灣都市化之前就存在，實為台灣文化開拓史與都市發展史的一部分。早在十七世紀漢人尚未移民到台灣之前，當時的原住民為了狩獵而開始養狗。後來以務農為主的漢朝移民養狗看門。狗的交易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交易德國狼犬（作為軍犬）為主。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市場資本主義的到來，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引入了「寵物」這個概念，於是整個寵物產業與文化開始運作。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狗史」經歷了幾個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它們從同伴／幫手的角色轉變成軍國主義的象徵，後來成了資本主義的消費商品，被包裝成「寵物」，或者更準確點來說，成了一個「活商品」。在以消費為導向的全球化新時代，這些動物被重新建構成商品玩物和象徵社會地位的附屬品，和先前那種建立在狩獵與農業基礎上的共生共存的同伴關系大相逕庭。
把寵物當作商品
在整個寵物市場和產業的運轉下，如廣告中對「寵物」概念的不斷宣導、寵物農場( animal farming ) 的興起、交易、和客戶服務等，合力消除了把狗看成是活生生的生物，僅僅是把它們看作商品的符號。如果客戶對「產品」不滿意，他們可以退回動物。如果這個產品有任何「瑕疵」（如非純種、染病等）——賣家保證換貨。被退回來的狗們連同那些已經長大了卻沒賣出去的小狗，和牠們的媽媽一起被撲滅，整個在動物農場裡未賣出的動物也是一樣。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際， 寵物商又開始運用新的商業修辭策略將寵物此概念重新包裝，重新正名為「動物伴侶」以符合現今中產階級城市中，人對非人類動物與日俱增的情感需求，與後期資本主義中動物權意識的提升。這個新的寵物概念不僅將同伴動物商品化及人類化，漠視跨物種倫理責任與尊重非人類動物他者的差異性，另一點就是此寵物文化泛濫也成為都市野狗族興起的罪魁禍首，被消費過的「活垃圾」也因應而生，成為都市公共空間裡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為野狗請命的人類
像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 R.O.C. Anim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關懷生命協會(Life Conservationist Association) 等動物保護組織，已不斷發起野狗保護運動。如朱天心、劉克襄等作家們，或投入、或響應動保活動；他們不僅著述關於野狗和野貓的文章與文學創作（如劉克襄的《野狗之丘》、朱天心的《獵人們》等），而且還組織新聞發布會來幫助提高動物權意識。
在這些動物提倡族群之中，最低調也最邊緣化的就是狗媽媽（也就是「愛心媽媽」）這個族群。這群狗媽媽們投身照顧野狗，包括TNR 行動（捕捉、結紮、放養）、救援、提供住所並餵養。「狗媽媽」這個群體作為一種新生的文化現象，超越了等級、國籍、年齡的界限。她們由不同婚姻、生育、經濟背景甚至是不同國籍（如東南亞）的女性所組成。大多數的狗媽媽為年長婦女（約60 多歲），在她們的私人動物收容所裡收留了不下幾百隻狗，收容餵養流浪狗經常把她們逼到破產邊緣。當然也有「狗爸爸」，但畢竟少數，而且她們照顧的方式也和狗爸爸們不同。
狗媽媽照顧野狗，不管這種能力是一種父權產品（如視女性為愛心照顧者）還是與生俱來的母性生物性驅使，它驗證美國格瑞塔•嘉德(Greta Gaard) 的說法，也就是這種以女性為中心，以照料為基礎的行動有普世價值，「似乎仍然符合文化的差異」。而這種女性「給予他人照顧和同情」的經驗和能力，在台灣則「愛吾愛以及人之愛」地擴及非人類動物之愛，甚至是非自身豢養的。狗媽媽即為此典型代表。不同於作家朱天心等人，這些狗媽媽並無任何文化或政治資本，對政治或街頭抗議不感興趣，也不以寫書或開公共講座的方式來增強公眾對流浪動物問題的意識。她們多半只擔心狗兒們的溫飽與健康與否。
「動物收集者」？！
「動物收集者」？！
台灣的狗媽媽與美國所謂的「動物收集者」(animal hoarder) 實相迴異。這種「動物收集者」是一種在歐洲和北美洲盛行的文化現象。據動物學家瑟培爾(James Serpall) 所說，「動物收集者一衝動就收養了很多流浪動物，最後這些流浪狗太多了。超出了能力所及的範圍，因而無法給動物提供足夠的照料。」此類動物收集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強迫症行為(obsessive-compulsive behavior)，起因可能源於兒時突然喪親或被拋棄。許多研究也指出動物收集的性別差異，也就是女性更傾向於成為動物收集者。在西方大眾流行文化集體想像中，總有一個孤苦伶仃的養貓老婦人這樣的一個形象存在。《辛普森家庭》裡的瘋瘋癲癲的貓女士就是一個典例的例子。
狗媽媽和動物收集者之間有一個本質上的區別。在投身此行列之前，她們對狗本身並沒有像動物收集者那樣對狗的一種瘋狂收集（但不見得照料）的執著，有的甚至是討厭或害怕狗。一位狗媽媽甚至承認以前還曾經因為窮苦而吃過狗肉。所以這群台灣狗媽媽的愛心運動可能基於宗教因素（如佛教裡的慈悲護生、輪迴報應、不殺生等思想）。另一動機可能與她們父權下的女性經驗有關。我認為他們的女性經驗使得她們與那些被視為是「活垃圾」的野狗產生共鳴，進而引發了一種認同。這群狗媽媽之於野狗有著濃烈的道德義務感，甚至是一種六度菩薩行的具體表現。但是，我們如何理解社會上對她們的誤解與男性對她們施予的語言威嚇與身體暴力？
挑戰父權的「照顧行動」
人本中心至上意識形態無形地默許人類對環境與非人類動物無止境的暴力、剝削與統治，此邏輯也同樣地應用到人本男性中心主義。一個住淡水鎮的博客作者在網上寫道，台灣的野狗與其他國家的比起來非常守規矩。他認為之所以狗表現得好、盡量避開人類，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台灣人殘忍地對待狗中學到了血淋淋的一課。另一位來自東南亞的台灣狗媽媽則說觀察到：「當我開始和一些流浪狗和貓接觸時，我看到這些狗遠遠地避開人，甚至不吃我準備的食物。只有我走開以後，才開始吃東西。有一隻狗，我餵了三年才信任我，才讓我碰。這些野狗和在我國家的那些狗表現得迥然不同。太奇怪了！這些野狗究竟遭到了怎樣恐怖的對待，才讓它們如此懼怕呢？」
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在討論男性雄性激素下所產生對動物的恫嚇與暴力時，不應將之視為一孤立現象，而應將其他形式的暴力（如家暴）相互連結起來一起分析討論。美國動物權學者卡蘿﹒亞當斯(Carol Adams) 提到， 研究指出男性在對成人女性施暴之前，通常會先對更弱小的族群施暴，如兒童或家狗，用來做為一種預示、警告。而一般女性主義者和提倡保護動物者在分析暴力、壓迫和社會不公時，往往把性別歧視和物種歧視劃分開來，以為連結起來分析男性暴力將會模糊焦點。但是事實上如果把女性、自然、食物、動物等結合起來整體式地分析，就更能凸顯男性中心主義無所不在的霸權。作為一個歧視女性、動物的意識形態，它也反映在日常用語上，如檳榔妹、牛肉場、雛妓等，使得女性不時無刻處在男性語言的暴力下。
台灣狗媽媽在「公」領域「肆無忌憚」地「養」起野狗常常被視為偏離社會的不正常「瘋狂行為」（請參看動保人士林憶珊的碩士論文《瘋癲? 愛心?狗媽的照顧圖像與社會處境》）。這裡反映了一個難以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在台灣城市空間裡，還是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外女內、人類至上的思維，它反對動物（除了那些主人栓著的寵物），也對女性充滿敵意。如果說台灣野狗是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全球寵物業的直接受害者，那麼這群承受龐大精神、社會壓力的狗媽媽則成了野狗問題的間接受害者。也許我們不贊同狗媽媽的顧養方式，但是台北居民能否換一個較寬容的生態女性的角度，將她們視為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人間地藏王菩薩，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義不顧身地解救台北最最底層的有情眾生。
一位美國女性主義者薩拉· 魯迪克(Sara Ruddicks) 曾說慈母般的照顧，是社會實踐中一種有意形式而非一種生物命中注定的結果。那麼，將魯迪克的這個「照顧社會實踐」理論拓展到生態女性與動物權的層面，我在想可不可以把狗媽媽的基於母性關懷行為理解為一種「社會實踐的作用」？我們可不可以將狗媽媽的「照顧行動」(care-based activism) 視為對父權的一種挑戰？顛覆以人類與男性為中心建構出來的城市空間與秩序？
人本中心至上意識形態無形地默許人類對環境與非人類動物無止境的暴力、剝削與統治，此邏輯也同樣地應用到人本男性中心主義。一個住淡水鎮的博客作者在網上寫道，台灣的野狗與其他國家的比起來非常守規矩。他認為之所以狗表現得好、盡量避開人類，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台灣人殘忍地對待狗中學到了血淋淋的一課。另一位來自東南亞的台灣狗媽媽則說觀察到：「當我開始和一些流浪狗和貓接觸時，我看到這些狗遠遠地避開人，甚至不吃我準備的食物。只有我走開以後，才開始吃東西。有一隻狗，我餵了三年才信任我，才讓我碰。這些野狗和在我國家的那些狗表現得迥然不同。太奇怪了！這些野狗究竟遭到了怎樣恐怖的對待，才讓它們如此懼怕呢？」
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在討論男性雄性激素下所產生對動物的恫嚇與暴力時，不應將之視為一孤立現象，而應將其他形式的暴力（如家暴）相互連結起來一起分析討論。美國動物權學者卡蘿﹒亞當斯(Carol Adams) 提到， 研究指出男性在對成人女性施暴之前，通常會先對更弱小的族群施暴，如兒童或家狗，用來做為一種預示、警告。而一般女性主義者和提倡保護動物者在分析暴力、壓迫和社會不公時，往往把性別歧視和物種歧視劃分開來，以為連結起來分析男性暴力將會模糊焦點。但是事實上如果把女性、自然、食物、動物等結合起來整體式地分析，就更能凸顯男性中心主義無所不在的霸權。作為一個歧視女性、動物的意識形態，它也反映在日常用語上，如檳榔妹、牛肉場、雛妓等，使得女性不時無刻處在男性語言的暴力下。
台灣狗媽媽在「公」領域「肆無忌憚」地「養」起野狗常常被視為偏離社會的不正常「瘋狂行為」（請參看動保人士林憶珊的碩士論文《瘋癲? 愛心?狗媽的照顧圖像與社會處境》）。這裡反映了一個難以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在台灣城市空間裡，還是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外女內、人類至上的思維，它反對動物（除了那些主人栓著的寵物），也對女性充滿敵意。如果說台灣野狗是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全球寵物業的直接受害者，那麼這群承受龐大精神、社會壓力的狗媽媽則成了野狗問題的間接受害者。也許我們不贊同狗媽媽的顧養方式，但是台北居民能否換一個較寬容的生態女性的角度，將她們視為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人間地藏王菩薩，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義不顧身地解救台北最最底層的有情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