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一首動物詩：詩人賴紹堯遇見「試驗犬」的故事
台灣傳統詩人賴紹堯（1871-1917）於1908年曾經親眼見過「活體解剖」實驗犬的過程。1909年，他在當時最大的新聞媒體《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了古典詩〈試驗犬〉，抒發對這段見聞的感想，亦表達對試驗犬的同情。現今，與動物實驗操作無關的人士，於一般狀況下不太可能於實驗現場旁觀動物「活體解剖」，然而賴紹堯在百年以前，卻有這樣的觀看經驗而作了〈試驗犬〉。詩人當時在什麼情境下「看見」實驗動物的處境，讓人好奇，而他的經驗能為我們提供什麼角度來思考實驗動物議題，也值得探究。
賴紹堯出身彰化地方望族，是一位受私塾教育的傳統知識份子。1895年台灣從清治進入日治，政權遞嬗對當時25歲的青年賴紹堯而言，自是人生一大轉折；此時也正是世紀之交，從十九世紀後半跨越至二十世紀初期，整個世界局勢變化快速，衝擊人們既有生活型態，各種思想新舊更迭，台灣也不例外。
自1895年到1909年年初〈試驗犬〉發表之間，台灣醫學體系隨著日本治台需求而持續發展，包括醫療與醫院設施、醫學教育、相關法規研擬、（熱帶）醫學研究等層面。隨著醫學專業化過程，現代意義下的「動物實驗」就此移入台灣而建置化，成為研究與教育中的一環，而「實驗動物」也正式進入台灣人的眼目之中。
賴紹堯有鴉片癮，在種種因素下，他決心擺脫對鴉片的依賴。 1908年10月前後，他自彰化北上入住台北醫院（即台大醫院前身），接受立志於解決鴉片成癮問題的林清月醫生（1883-1960）所發明的鴉片戒斷療程四十日。住院生活相當無聊，為了隔絕外界誘惑，接受鴉片戒斷者的活動範圍幾乎限於院內。像賴紹堯這類有身分地位的入院者，有較多機會受到導覽活動的安排，參觀新式醫院內部的各種建設，這也是日本統治者向台灣地方人士傳達日本國力如何強大的宣傳、教化方法。他正是在這般住院的情境下，觀看了院內醫學人士執行的動物活體解剖。
近觀實驗動物的經驗激盪詩人內心，遂將想法寫成〈試驗犬〉。賴紹堯已經隱然察覺到，新時代的動物利用手法，也催生了某種新的倫理問題──實驗對動物來說是一種酷刑，牠們雖是科學進展的大功臣，但其生命本身在一套特定的制度與價值體系運作之下，是註定無法受到合理對待與尊重的──而這種利用生命的方式，無法見容於傳統儒家倫理。
詩人為試驗犬哀嘆「生不逢時」──在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醫學體系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以動物做實驗的程序也隨著醫學專業化而建置化，為台灣帶來一種新的動物利用方式，亦形成了「試驗犬」這種狗的新身份類屬。若從「遺民書寫」的角度來閱讀，試驗犬原可能過著另一種較為順應本性的「狗生」卻受醫學者所利用，與賴紹堯原寄望步入仕途卻遭逢生命岔路而服膺於日本政權，或可讀為試驗犬與詩人的遺民際遇互相呼應。或許我們可以解釋說，是在遺民心境下，賴紹堯對試驗犬建立起跨物種的「感同身受」。
詩人過世後，連橫曾編輯賴紹堯的詩集，但此詩當時遺失而未見收錄，〈試驗犬〉一作便消失於台灣文學界數十年。如今，〈試驗犬〉作為一則新出土的史料，提示我們，台灣民眾對於動物活體實驗的認識歷經了某種變化：目前雖然禁止閒雜人等進入參觀，但在一百年前，實驗室之門曾經為外行人開放。19世紀西方社會大眾對於動物受虐的場面逐漸敏感而排斥，也使得動物活體解剖實驗的景象從公共場所移出──它曾經是學者常在大眾面前演示的奇觀，轉而變成退居幕後、在秘密／密閉空間才進行的活動。某種層面上，台灣這一百年間也有類似變化，實驗相關空間逐漸隔絕於外界、脫離於大眾眼目與意識（但是它發生的原因，與歐美的相關背景非常不同）。
隨著詩的內容得以用當今角度重新閱讀理解之時，催促我們要去面對並思考的是，為什麼現在的動物實驗數量之多不止千百倍於1908年，而且各式各樣實驗利用手法絕對超乎賴紹堯彼時所能想像，但是目前台灣文學中以實驗動物為書寫題材者卻相當少見，這是否因為生活在今日社會中的人們對實驗動物的處境相當陌生，亦不夠敏感、體察其受苦之故呢？
[＊關於賴紹堯書寫「試驗犬」的相關背景，以及詩的全文與詮釋，我另有較完整的考證與討論，請見「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