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淑郁／興國管理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我們的理想是同時推動家犬和流浪犬的絕育。當然，可以理解的，關心流浪犬問題的一般大眾，大都以家犬絕育為其照護者之職責來求全，所以傳統存有的絕育補助制度大抵以流浪犬為依歸。這樣子的舉止措施雖似公平，但事實上，忽視掉了家犬照護者本身經濟、教育和環境的限制以及犬數控制的效率問題。
我們把家犬絕育看得很重，而且認為在宣導的最初幾年應該給予誘因。台灣一九六Ｏ年代推行家庭計劃時，各鄉鎮衛生所無不就經濟和社會等條件較受限制的人口挨家挨戶的進行輔導。以此觀之，要推動區域性犬隻絕育計劃，不採行當年推動家庭節育的模式是無法竟其功的。換言之，國民需要接受輔導才能達到自身節育的國家政策，同樣都是生育問題，國民需要接受輔導才能達到絕育自家犬隻和控制犬數的目的。
到底國民的節育和犬隻的絕育區別何在？如果說一九六Ｏ年代，政府會以節育取代撲殺來控制台灣人口，而現在卻以撲殺的手段來控制狗口，這個事實也只是反映人類瞧不起動物而已，認為只有人類才值得有關單位教導節育以提高生活品質，而動物可以隨意奪取其生命，不值得協助其絕育。不同於官方體系，我們重視動物生命，所以要如一九六Ｏ年代，接納、正視個別家庭其環境的差異性，輔導家戶絕育犬隻，避免無辜生命的產生和撲殺。
因家戶有差異性，所以需要接觸，給予誘因，才能協助達成家犬絕育。再者，家犬需要納入一般絕育補助的另外一個重要考量是犬數控制的效率問題。流浪犬的源頭就是家犬，而家犬的絕育也只是舉手之勞，遠較流浪犬必須捕捉、收容和認養簡單太多了。所以若是能補助絕育家犬，使其不會繁殖，民眾也就不需要以”放生”的方式來解決狗生產過剩的問題。縱然仍有棄養，絕育的棄犬也只是本身一隻，不會在外繁殖。所以，以台灣流浪犬的現況而言，最經濟有效的做法應是事前花一點補助額，在最初幾年，家犬和流浪犬一視同仁，讓兩者都有絕育的機會。否則為了省一點家犬補助的費用，求全照護者自行負責犬隻的絕育，結果家犬絕育耽擱，事後義工要花千萬倍的時間和精神去處理非常棘手的流浪犬問題，還賠上無數的動物生命是非常不划算的。
無可置疑的，國家需要法律以阻遏和懲罰動物棄養者，但把解決狗口過剩問題的希望寄託在法律上是不實際的。第一，除非整場棄養，地點較明顯，有利警方偵察，否則一般棄養者多是用各種覆蓋物罩住運輸籠，並且載得遠遠的，不僅使狗在運輸過程中無法認回家的路，並防路人識出其運輸物。在這種情況下，要抓到現行犯幾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台灣流浪犬問題追根究底無非是狗口過剩問題，法律本身無法消除動物的生殖力，無法阻止動物的發情、交配，所以對待動物要如善待國民一樣，是屬生殖問題的，就需借助科技來解決。換言之，有關單位既然能教國民如何節育以減少繁殖，也要給動物機會，協助他們不要繁殖。假若沒有一窩窩的小狗生下來，也就不需棄養，所以運用科技做事前的防患，比事後動用法律試圖阻遏放生或乾脆引法殺生來得經濟有效多了。
總之，我們在為捕捉、絕育流浪犬忙得人仰馬翻之際，不要忘了回顧一下家犬。為了自己、社會和動物福利著想，不管是義工或是一般大眾都要以最寬大的胸襟容納他們進入絕育補助的體系，協助照護者克服經濟和環境等諸多限制，以其舉手之勞送家犬上動物醫院絕育，如此我們就不必天天在街頭巷道、天涯海角過著追捕流浪犬和野地犬的勞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