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口述歷史與動物保護運動
讀者們應該對動物保護運動不陌生，因為你們現在的行為就是在試圖了解甚至支持動物保護運動，但什麼是口述歷史 (oral history)？為什麼口述歷史與動物保護運動有關？
關於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是1960年代所興起的一種歷史材料採集方法。60年代可說是全球騷動的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歐洲及日本的學生運動、各種議題與社會力彼此詰抗、激盪，帶領著同一世代的人們前行。口述歷史在這一波浪潮中興起並非偶然，社會運動所關注的主體正是口述歷史所想探索的對象，如婦女、勞動階層、受歧視的族群等等。除了傳統歷史目光所關注的名人將相，口述歷史的特性在於為那些從來沒有被記錄過也無法自我書寫的底層階級發聲，讓他們被世人看到、理解與記憶。
我們甚至可以說口述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動，不但填補了官方歷史所隱瞞、忽略、扭曲的部分，甚至可以扭轉觀看歷史的視野。另外，口述歷史還有助於形塑集體記憶，當我們揚棄個人決定世界的英雄式史觀時，口述歷史透過計畫性的特定團體訪談，將重構出由各種視角、立場、聲調所組成的群像，雖存在個體記憶間的差異，卻又有共同的時空連結。
口述歷史怎麼做?
口述歷史的操作方法簡單說就是「問、說、聽、寫」。當你覺得對某一個人的生命史或是某一個事件或議題產生興趣，就具備了做口述訪談的動機。在決定受訪者及訪談內容之前，應該要先上網、進圖書館翻閱一下相關議題的資料，訪談前了解基本史實，不但是對受訪者的尊重，有時也可以提醒受訪者錯置的時序。
釐清自己的問題後，接下來要決定受訪者。受訪者務必以親身經歷過事件為優先，口述歷史的目的正是要採集當事人的實際經驗，至於傳說和聽聞只能當作輔助的旁證。越早發生的事情，越有儘速訪談保留的急迫性，以台灣為例，現在要做日治時期的動物園口述歷史，恐怕都要找75歲以上的老人家才有印象，而且受訪者最好還能清楚的記憶起事件當時，因此，如果有什麼想訪談的對象，不要猶豫，趕快去約吧!
進行訪談的過程中，首先必先讓受訪者感到安心，不論是要錄音或是拍照，都應取得對方同意。提問者必須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要引導受訪者的發言，應該儘可能讓受訪者就主題暢所欲言，只要在受訪者的發言離題太遠的時候適時提醒一下就好。當受訪者因回想過去而情緒激動的時候，提問人應該要表達情感上的支持，讓對方知道自己是被理解與接受的，有時，這樣的訪問過程會帶來療癒的效果。
通常越具體的事件越能聚焦訪問，但卻容易失之片斷，也隱去了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因此，多探詢受訪者對事件的看法才能得出具體史實之外的經驗感受。一般口述訪談的時間約控制在1個半小時以內，超過兩小時不但容易流於閒聊，整稿的時候也會覺得冗長不易整理，與其貪心想一次把訪談做完整，不如先設定具體的問題序列，問完即可結束，若整理時仍有不清楚之處，再以電話確認或再次約訪。
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整理成文字稿才是從「訪談」變成「口述歷史」的關鍵。在一般對話中，我們通常不會嚴謹的按照時序討論事情，經常會講到下一件事時才又突然想起上一件事還有什麼沒講到，所以，整稿成了一門重要功夫。提問者必須先清楚意識到這是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在幫受訪者整理過去，而受訪者所講述的過去也僅限於他所感知到的經驗。因此，誰都無法宣稱一個人甚至是一個群體的口述歷史就代表了事件全貌，而僅只是呈現出個人或特定群體的觀點，當一個事件呈現越多種觀點才有可能越趨近真實。
訪談稿的敘述方式大致可分為一問一答與第一人稱順敘兩種，問答方式的好處是較接近訪談實境，僅是把對答的文字整理得清晰可讀，但閱讀起來會比較乏味而缺乏感動。第一人稱順敘法多用於通俗出版品，通常開頭便是「我出生於(某時)是(某地)人，小時候家裡…」讀起來流暢通順就像故事一樣精采，但其中必然包含較多的整理編輯而失去訪談情境的真實，兩種方式並無優劣之分，端看整稿的目的是什麼而決定。
口述歷史的製作就從上面的這些基本動作開始，然後可以應用到各種領域，例如各種戲劇電影中的歷史考證、文學小說中的時代背景、甚至是法庭辯論的重要證言，不管是哪一種應用都象徵著公共歷史的大步發展，歷史從來不是過去的灰塵，而是伴隨我們走向未來的重要基底，因此，口述歷史也能成為動物保護運動的重要工具。
口述歷史與動物保護運動的關係
符合近代社會運動意義的動物保護運動可以上溯自十九世紀的英國防止虐畜運動，從那時起，在極少數有心人士的努力下，動物在人類社會的艱難處境才慢慢進入人類的視野，推動與倡議動物權利的過程漫長而且辛苦，往往要與政府、大企業、冷漠的群眾對抗，相較起其他社會運動卻更難得到理解與支持。歸根究柢是因為這群人所爭取的不是「人」的權益，因此難以引起共鳴，還經常被冠上 「吃飽太閒」或 「婦人之仁」等帶有貶義的形容詞，甚至被認為「先愛動物而不愛人」是價值錯亂所導致。多年來動保運動者的努力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對於此一領域所積累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如果不試著開始保存相關運動者的經驗，將來的運動者仍然必須從頭開始摸索而無法從前人經驗中得到啟發或鑑誡。而這些珍貴的運動經驗除了過程中已留下的紙本檔案(如文宣、報導、會議記錄等)，口述歷史提供了保存個人運動經驗的重要管道。
如前所述，口述歷史是採集史料的方法，採集之後能夠做什麼樣的運用則端看使用者的需求，以動保運動為例，口述歷史除了保存前人的工作成果外，還能成為運動參與者的證詞，對於不擅書寫或面對群眾發言的運動者而言，極少有機會可以述說自己參與動物保護工作的心路歷程。這些訪談極適合成為研究者的質性研究材料，也有助改變外界對動保運動參與者的認知。
相關成果與未來展望
國外目前已經有一些動保運動的口述歷史計畫，例如美國自1998年成立的 「動物權倡議紀錄計畫」 (Recording Animal Advocacy )，針對1960年代以來的動物權或動物福利運動參與者進行訪談，並將其錄音檔保存於哥倫比亞大學中，供學術研究及教育使用。這個訪談計畫關心的問題例如：(1)你參與運動的契機是什麼?(2)你是參與一個組織或是獨自行動?(3)親友如何看待你的行動?這些問題都有助於釐清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動保運動參與者的動機、網絡型態與社會連結。
舉重要的動保運動倡議者Ann Cottrell Free (1916-2004) 於1999-2000年被RAA採訪的訪談紀錄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她幾乎是從小就對動物的受難感到悲傷，不論是同伴動物的死亡或屠宰雞隻都對她造成創傷(trauma)，而她十幾歲就寫信給狩獵俱樂部的人抗議他們的獵狐行動，自此展開長達數十年多樣且積極的動物保護運動，實驗動物、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動物園動物甚至野生動物都是她關懷的對象，她的行動除了倡議還包括組織籌募各種基金會、以記者身分深入報導，她為動物所寫的一系列傑出報導，讓The National Press Club (全國記者俱樂部) 在她身後宣布以她之名設立動物報導獎項。看著這份訪談紀錄，彷彿跟著她的身影來到那些現場，令人激動也驚心。
台灣目前尚未出現此一主題的口述訪談計畫，但這並不代表台灣沒有值得紀錄的動保人事物。舉例而言，全台灣有許多默默付出的私人狗場負責人，他們也許在媒體上形象不佳，被認為難搞、偏執、孤僻，但台灣錯誤的同伴動物及其衍生的流浪動物政策卻是由他們在收拾殘局，這些人的口述歷史價值並不低於前述的Ann Cottrell Free，我們甚至可以從這樣特定團體訪談中去理解台灣社會與流浪動物的變遷情況，進而推動制定合理的同伴動物與流浪動物政策。台灣的動保運動路仍迢遙，期待口述歷史能成為這個運動的得力工具，留下更多聲音，讓更多人理解並轉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