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使行政裁量衝突能夠調和
行政裁量之所以重要，乃因政府是透過行政，與公民產生最密切的接觸，而文官工作的日常，就是面對各方價值的衝突(如圖一)，但設法在這些衝突當中，做出平衡的行政裁量(如圖二)。怎麼樣才能夠做出平衡的行政裁量呢?若是文官能夠「做該做的事」、「不做不該做的事」，不要去「做不該做的事」或「不做該做的事」，就能夠使文官的行政裁量恰如其分(表一)。
表一文官體系「行政裁量權」控制上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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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應不應該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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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做 |
不應該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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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的實際作為 |
行動 |
做了該做的 |
做不該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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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動 |
不做該做的事 (型二錯誤) |
沒做不該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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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2002, 107)
二、現實：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日常
動物保護(以下稱動保)行政作為行政的一類，自然也會面臨許許多多價值衝突的困境，舉例來說，動保與公民財產權會產生衝突(飼主責任限縮其處置財產權)、動保與職業自由保障會產生衝突(限制巴特利雞籠的使用)、動保與學術自由保障產生衝突(動物實驗的禁止)、動保與信仰自由保障產生衝突(回教屠宰方式的禁止)(李建良，2004:6-10)，而在我國動保行政日常中，幾乎只要是動保與其他價值產生衝突，動保行政裁量幾乎都會自我限縮，不必要的健康食品動物實驗、動物悶死車內、神豬飼養，都是這種案例[1]，圖三就是目前動保裁量退縮的現況。
三、理論：動保行政裁量為何會退縮?
(一)道德政策造成行政裁量退縮的前因
動保政策屬於政策理論中很特殊的「道德政策」[2]，一方面，因其具高度倫理價值，容易被立法機關制定出空有標準，卻缺乏行政資源予以執行的規範，因此文官在執法時常生無力感（Smith,1999; Sharp,2005），即圖三中的缺口，另方面，由於文官各自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會透過行政裁量權來落實自己的想法，扭曲立法來執行自己的偏好（Meier,1994: 245），其狀態如圖四，此時，動保行政呈現的是偏移中線狀態，可能會自我限縮，但卻也有可能自我擴張。
(二)監督機制造成行政裁量退縮的後果
動保行政必須面對來自立法機制的事前監督，與司法機制的事後監督[3]。
理論上，立法機制因此可以立法授權行政進行有益於動保的裁量，但實際上，因為立法機制通常會順從強勢利益團體的偏差動員(the mobolization of bias)(Schattschneider, 1960)而立法，除非公民受該立法侵害過度，而發出「警報」[4]，否則侵害動物法益是一種常態，侵害的缺口如圖三，而立法的被動，常發生「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悲劇(陳敦源，2002:91)，動保行政組織長年的弱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包含侵害動物生命，都是這種立法下的產物。
理論上，司法機制可以用來制衡，使侵害動保價值的行政不會發生，但實際上，司法機制受理行政爭議案件時，若遇動保法適用案件不足之處，只能夠透過自由心證進行裁判，在無更上位法律規範下，動保價值常在此時，屈居其他價值之下[5]，這些判決透過事後的制衡，使得圖四動保行政的自我擴張不可能發生，只會自我限縮。
四、方法：如何修正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
若希望修正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別無他法，只能將動保價值明文訂入憲法，透過憲法中基本國策條款的「國家目標規定」性質來拘束整體國家機關(趙若竹，2020:21)，包括行政機關，以及它的事前監督機制(立法機關)與事後制衡機制(司法機關)。
在立法機制方面，透過動保入憲，可以為動保行政添薪加火，行政機關可以「做該做的事」，主動編列足夠預算及人力(林明鏘，2016:3)，立法機關必須予以支持，如此，便能夠如圖五，使動保行政裁量能往前進一步，有資源與意願與其他價值進行積極競合，不再自我退縮。
在司法機制方面，透過動保入憲，則「動物法益」與人民「財產權」、「學術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之法益，彼此相互衝突時，則…司法權即得依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衡量相關法益間之損害與利益大小，做成合憲性判斷(林明鏘，2016:3)。如此一來，便能夠如圖六，使侵害動物法益的機關「不做不該做的事」，進行必要的行政裁量退縮。
經過圖五、圖六的調整，其結果便能達成理想的裁量(圖二)，也就是說，經過動保入憲法的調整，才有可能使得動保行政裁量能夠不在自我限縮，而能達成行政裁量的理想狀態。
五、結論
我國過去便有過將道德政策透過入憲的策略，而矯正行政裁量退縮的經驗，在憲法條文第二次增修時，便曾將保障婦女、原住民、殘障同胞等道德價值，訂入基本國策，此後便使得我國在性別、原住民以及身障領域的行政，得到長足發展。此時，倡議動保入憲，並非將動保凌駕於人類之上，只是期待能夠使得未來動保行政裁量不再自我退縮，使動物獲得應有的福利。
參考資料
民視新聞網(200/7/27)，〈僅有動物實驗不夠！衛福部健康食品標章受質疑〉，資料來源：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727P06M1
李建良，2004，〈略論動物保護的憲法問題-憲法基本權的法裡思考〉，載於「多元價值、寬容與法律-亞圖‧考夫曼教授紀念集」。
林明鏘，2016，〈論動物保護法制之基本法制問題〉，《台灣動物法》，台北：新學林出版社。
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農委會(2012/1/20)，〈農委會呼籲兼顧宗教民俗意涵及動物福利停止神豬重量競賽〉。資料來源：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4317。
傅玲靜，2020，〈從環境保護到動物保護--對於德國憲法的觀察〉，演講簡報。
趙若竹，2020，〈從動物虐待罪談動保入憲〉，《全國律師》，11月號。
Schattschneider,E.E.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20-46.
Sharp,E.B.2005. Morality Politics in American Citie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Smith,K.B.1999. “Clean Thoughts and Dirty Minds: The Politics of Por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7(4):723-734.
McCubbins & Schawrtz.1984.“Congresstional Oversight Ov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cical Science 28:165-179.
Meier,K.J.1994. The Politics of Sin. New York:M.W.Sharpe.
[1]在實驗動物議題上，當健康食品進行沒有必要的動物實驗時，衛福部曾以「無論是食品或者是藥品，最後要運用到我們消費者的身上，一定要在有足夠科學的證據下，才能夠跟消費者說明。」為理由，進行動物實驗(民視新聞網，2020)，在同伴動物關在炙熱的車子裏，警察主張狗本身是財務，與車窗同屬財產法益，跟人的生命、身體法益不一樣，致車內動物悶死」(趙若竹，2020:22)，在經濟動物議題中，明顯違反動保法中「動物福利」規範的神豬飼養，農委會只能尊重「神豬作為祭祀酬神牲禮係國內民間信仰及常民文化」而不予處罰(農委會，2012)
[2]「道德政策」指的是--「至少有一個政策倡議聯盟，將該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並且以道德訴求來倡議該政策」，在這些議題中，自認「道德」的一方，會將政策的另一方視為「罪惡政治」（the politics of sin），並「希望透過政府力量，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到其他人身上」（Meier, 1994: 4-8）。
[3]行政裁量監督的相關概念請見傅玲靜(2020)。
[4]國會監督官僚因為成本的關係，通常都會選擇設立「警報器」(fire alarms)而非用「巡邏」(police patrols)的方式(McCubbins & Schawrtz, 1984: 165-179)，防禦性的監督曠時費力成本太高，只能退而求其次。
[5]過去法院便曾否定對動保有益的行政裁量：動物保護法第27條第8款所保護者，既為人類生活安全衛生之社會法益，則就其「規範目的」以探求，不論原告所飼養貓隻之多寡，凡以同一特定場域飼養而經查獲其中有未為絕育者，核均適當認係以一個不作為而為該條款規範之違反，侵害社會法益數單一，應論以一行為；再參酌其未絕育貓隻之數量等一切違章情節予以加權，於法定5萬至25萬額度間為罰鍰裁處，始為適法。原處分按一貓一行為一罰，裁處原告155萬元罰鍰，乃有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