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古代民識未開，對疾病及其原因蒙昧無知，只能憑藉直覺和表像經驗，使用所能得到的天然植物、動物和礦物作為藥物治療疾病。世界各國的醫療都經歷過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動物入藥起源於原始人對動物的崇拜，人們企圖用吞食或塗抹動物臟器或其象徵物的方法驅除魔鬼或增強自身的力量，動物乃至人的組織器官和排泄物因此入藥。現今有些原始部落和邊遠地區的民眾仍然保留著這種巫術文化。我國古代醫藥書籍所記載的動物藥材及其治療用途，都是根據個人經驗、醫書記載或民間傳說。吃什麼補什麼和藥效形象的信仰，來源於巫術文化。各國古代的傳統醫療都是就地取材使用天然的動植物藥材。醫學在20世紀迅猛發展，大量的有效化學藥物問世，天然藥物才退出了臨床應用。東方的傳統醫療仍然使用草藥和動物藥材，其中包括來自《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和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所保護的瀕危動物，如犀角、虎骨、麝香、熊膽和象皮等，其實這些被視為珍貴的藥材，臨床上缺乏任何有效的證據，並沒有醫療價值。因此，不論是從病人的利益出發，還是為了保護野生動物，都不應當、也沒有必要使用動物產品為藥。
人類的醫藥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遠古年代，但在近代科學發展之前，醫與巫術密切相連，醫療一直停滯在幼稚階段。人們不瞭解疾病的原因，只是憑藉本能、直覺、想像和迷信，採用植物、動物和礦物等天然物質治療病痛。19世紀後期巴斯德發現細菌致病，醫學開始走向科學，但有效的藥物仍如鳳毛麟角。直到20世紀50年代，醫學才成為科學，有效的化學藥物隨之大量出現，標誌著現代醫學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在我國，傳統醫療仍然與現代醫學並存，它沿襲古老的方法，使用天然藥物，其中有些來源於瀕危的動植物種。
由於世界人口的急劇增長，野生物種的生態惡化，生境不斷縮小，加上過度利用和濫殺，一些物種正在逐漸滅絕，而且滅絕的速度不斷加快。據雷文（P. H. Raven）預測，20世紀80年代中期地球上的動植物種，其中25％左右可能在2015年或稍後滅絕。[1]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主席彼得·普謝爾(P. Pueschel)說，目前每年大約有100種稀有動物從地球上消失。據國家林業局有關負責人說，我國有15－20%動植物種瀕臨滅絕。[2]為了避免地球上的物種進一步的枯竭，國際社會制定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英文簡稱CITES），採取措施禁止野生瀕危動植物的貿易。[3]我國是野生動物藥非法貿易的巨大市場，俄羅斯與我國接壤，境內有500多種動物屬於可入藥的種類，因而非法交易猖獗。犀牛、虎、豹、麝、熊和象都被列為該公約的附錄I類，作為傳統醫藥的犀角、虎骨、豹骨、麝香、熊膽和象皮等動物藥均屬在禁之列。我國是CITES的締約國，國家已經頒佈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單》，採取措施履約。可是，受傳統醫療的影響，大眾仍然迷信野生動物具有藥用價值，有益於健康；而且越難得到的動物，似乎藥用的價值越大。這給野生動物保護帶來很大困難。
本文討論動物入藥的起源與文化的關聯，以及動物藥在醫療上究竟是否有效的評價等問題。
古代使用的動物藥
我國最早的藥書《神農本草經》記載了西元二世紀前使用的各種天然藥物，其中動物藥67種。[4]在唐代，所有植物、動物和礦物的資源，都是藥用的對象。幾乎沒有一樣東西對治病是無用的，那怕是沒有活性的、有毒的，或者只能令人作嘔的東西也對治病有用。[5]明代李時珍著的《本草綱目》收錄了動物藥461種，蟲魚鳥獸乃至人獸的指（趾）甲、皮毛、糞尿，悉皆入藥：馬屎曰通（白馬通），牛屎曰洞，豬屎曰零，皆諱其名也。[6]另一些動物的糞便名稱更為優雅，如蠶沙（蠶屎）、夜明砂（蝙蝠糞）、五靈脂（鼯鼠糞）和望月砂（兔糞）。人屎則稱黃龍湯、人中黃，人尿稱輪回酒、還元湯，主治大熱狂走、骨蒸勞複，或止勞渴，潤心肺，治癥積滿腹、去咳嗽肺痿和難產胎衣不下。[7]
世界文明古國早期使用的藥材十分相似，不外乎是植物、動物和礦物等天然原料。在古埃及的幾種紙草紙醫書中，埃伯斯（Ebers）發現的西元前1550年的古醫書，記載著大約700種藥物和800個藥方，其中包括各種動物來源的藥物，如蜂蜜、胎盤、脂肪、肉、腦、肝、脾、肺和血液以及乳汁、膽汁和糞尿皆為藥材。[8-11]動物和人的糞便、腦漿常塗抹在暴露的皮膚上用以驅逐魔鬼；蜥蜴、鱷、鵜鶘和嬰兒的糞便用來治療眼疾，鳥糞和蠅屎也用來口服治病。各種動物的血液都用於醫療，如在拔除倒睫後塗上動物血，以預防睫毛再長。動物尿與其它藥物混合灌腸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膽汁作為藥物有廣泛的用途；魚膽用於明目，豬膽用來祛除眼睛裡的邪氣，龜膽也是藥品。未曾交配過的雄驢睾丸用於治療眼疾。動物的脂肪用處很多，特別是製備油膏。治療禿髮的方子很多，有獅子、河馬、鱷、貓、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黑驢的睾丸泡酒，以及陰莖、雌驢的外陰和黑蜥蜴的浸液搽頭。[9]此外，用油煎老鼠搽頭，防止頭髮變白。[12]老鼠燒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療兒童咳嗽。[9]動物的鮮肉用於外敷傷口，吃肉作為藥膳。
古紙草紙醫書上記載有吃動物的肝臟治療“看不見”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醫史家認為，這例失明可能是夜盲症，因為肝臟富含維生素A。[13]《本草綱目》謂羊肝主治“目赤暗痛、熱病後失明”、“小兒赤眼、翳膜羞明、目病失明和青盲內障。”[14]過去兒童患麻疹等傳染病，民間有“忌嘴”的陋習，病人因此常發生營養不良和維生素A缺乏，引起角膜軟化症而失明。《本草綱目》所說的羊肝主治“熱病後失明”和“翳膜羞明”，我認為可能是兒童傳染病後角膜軟化引起的。如果是這樣，至少在明朝李時珍（1518~1593）年代已有羊肝治療“維生素A缺乏症”的經驗。
西元1世紀古羅馬阿弗羅底西亞的眼科醫生色諾克拉特，專門著有《取自人類及動物身體的藥物》一書。其中藥方有以人肉為藥的，與西元前占星術士的藥方相似。[15]
美索不達米亞所用的藥物與古埃及類似，動物的臟器（特別是肝臟）、脂肪、血液、肉、尿糞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頭髮都是常用的藥物。[16]
印度吠陀醫學常用的動物藥材，有蜂蜜、膽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糞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頭髮和毛鬃等。[17]《醫理精華》是西元7世紀中期吠陀醫學的代表著作，其中動物藥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種家養禽畜、魚類和野生動物的肉。動物的尿用於去痰、驅風、殺蟲、解毒，治療黃疸、水腫、皮膚病、痔瘡、腫脹和尿道病。[18]
歐洲中世紀後期，醫生使用的天然動植物藥種類繁多，流行多味方藥，一個藥方常由二三十種藥物組成。最受推崇的是一種稱解毒蜜劑（Theriaca）的萬應靈藥。這個“靈藥”由六七十種藥物加蜂蜜調製而成，除基本成分毒蛇肉外，“常含有一些令人發嘔的動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藥如鹿角、龍血、青蛙精液、毒蛇膽汁及蝸牛等”，意在以毒攻毒。[19]
比《本草綱目》稍晚出版的英國《1618年倫敦藥典》，收錄了各種“奇異藥物”，其中動物藥有膽汁、血液、爪子、雞冠、羽毛、毛皮、毛髮、汗液、唾液、蠍子、蛇皮、蛛網和地鱉。那時放血是每個病人都用的療法，所以，“有學問的”醫生造成的禍害決不亞于巫醫。[20]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歐洲醫生用黃蜂窩和蒼蠅煎湯治療婦女不孕，因為這些昆蟲能大量繁殖。[21]西伯利亞的伊捷爾緬人和雅庫特人則是吞食蜘蛛和白蟲（white worms）治療不育症。[22]這些做法與我國民間的活吞蝌蚪同出一轍。中醫的獸血治病，歐洲也曾有過。19世紀末，巴黎的女士們如果身感不適，會去屠宰場喝一杯鮮血，以恢復體力。[23]我國則有“刺（人）血熱飲”，治療“狂犬咬、寒熱欲發”。[24]昔日認為人血可以治療難治之症，特別是男人的性無能和肺癆，所以清代在處決犯人時，常有人赴刑場收集鮮血治病。[25]魯迅的小說《藥》的故事正是由這個情節展開的。我國刑場上吃人血饅頭的情景，至50年代初期仍然有之。人肉也是良藥，用於治療羸瘵，所以，唐代以來割股奉親的故事傳為美談。[25]
古代人類的用藥觀念大都起源於交感巫術，不同的只是藥的就地取材。從漢唐開始，中國從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東羅馬帝國輸入了許多藥物和醫術，所以有些傳統中醫藥是從這些地方來的。[5,26]少數民族幾乎都在偏遠的邊疆地區，“民族醫”所用的藥材大都是當地常見的動植物產品，更為簡單原始，與中醫藥不同的只在於地域和亞文化的差異。[27]各個少數民族的傳統醫藥，正在被商業牟利所利用。我國歷史悠久，因而傳統中醫藥內容繁雜，加上半個世紀的官方提倡，又牽強附會，以現代醫藥的某些理論和做法加以裝飾，以致影響更大。
動物入藥的巫術根源
實證主義哲學創立者孔德提出人類認識演變的重大規律，即無論個人的或民族的知識或學科的發展，都先後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神學或虛構階段、形而上學或抽象階段和實證階段。在神學階段，依賴直覺把各種現象看成是一些超自然主體活動的結果，這些超自然主體的任意干涉，被用來說明宇宙間一切貌似反常的現象。其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術。形而上學或抽象階段是想像力的自由空靈的思辨，把神學階段的超自然主體換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即神秘地將生命轉移至通常肉眼見不到的各種虛構的存在物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上。最後是實證階段或科學階段。[29]與孔德同時代的實驗醫學奠基人克洛德·貝爾納有相似的觀點。[29]
古代先民的無知和生存環境惡劣，令他們對大自然感到神秘和敬畏，相信疾病是超自然力的作用，邪惡的力量來自神鬼精靈、星辰雷電，或者來自某些動物。他們把天空的飛鳥當作神靈的使者，地上的遊蛇當成是死人的差遣，對某些動物產生迷信，靈獸或神由此產生。東非人對羚羊角的敬畏，頂禮膜拜，用於醫治創傷，是因為相信“神住其中”。同時，原始人將超自然力量賦予那些被自己制伏的動物，企圖通過吃它們的身體來獲得其中的力量和智慧；或者用動物的名字或形狀作為圖騰，象徵人與動物同源；吞食或塗抹動物或敵人的內臟或其象徵物，用來替代有病的臟器或增強其力量。[31]人類學家弗雷澤說：“從這裡我們很容易理解野蠻人為什麼喜歡吃他奉為神靈的人或獸的肉體。因為吃了神的身體，便可分享神的屬性和力量。”[30,31]原始人用令人厭惡的東西，如動物的糞尿等穢物作為藥藥物，目的是驅除致病的魔鬼。[32,33]所以，他們常用符咒、死人的骨頭和動物的爪牙等佩在頸前，或者祈禱，求助於崇拜的靈獸以及與神靈溝通的人。由此也產生了借觀察星宿天象，或察看動物內臟以預測吉凶的巫醫。
古羅馬的伊特魯利亞人信仰“動物”神非常普遍，因為把靈魂（anima）神格化；觀察犧牲動物的腸子等內臟，特別是肝臟來進行占卜，預測吉凶。這種占卜師稱為腸卜師，其拉丁文為haruspex，詞根har卻來自古迦勒底文，意思則是肝臟。西元前3世紀皮亞琴察祭祀用的銅器，形狀很像綿羊的肝臟；銅器分成許多小間隔，每個小隔命以司吉凶神的名字，與天上眾神廟相對應。這實際上是肝蔔器，可能是教授腸卜的模型。[34]因此，古代的占星術和魔法與醫術形影相隨，而我國的醫蔔星相也屬於一類。
醫起源於本能，早期人類中施行療病的人是驅邪的巫師，藥物作為一種巫術。中醫與其他古代傳統醫療的演變大致相同，“始而巫，繼而巫和醫混合，再進而巫和醫分立”。[35]但是，早在古希臘希波克拉底和古羅馬的蓋侖時代，醫學就已經脫離了巫術和思辨模式，而是建立在柏拉圖和亞裡斯多德哲學上，對疾病和人體進行認真的實際觀察，應用常識概念進行邏輯推理。儘管那時的西方醫學認識粗淺、錯誤很多，但那是文藝復興後新興醫學發展的基礎，進而在實驗方法的推動下，逐步發展成為現代醫學。中醫沒有也不可能走上這一步。
巫術的思想根源在於原邏輯思維，原始人在認識事物的關係上專注神秘因素的作用，卻無視經驗事實，也不關心表像關聯是否存在矛盾，錯誤地把兩種無關的事物看成是因果聯繫。[36]巫術是一套荒誕的處理事務的原則和虛假的自然法則體系，是一種毫無成效的技藝，順勢巫術（homoeopathic magic）是巫醫觀念的重要基礎，根據“相似性”的聯想，認為同類相生，或結果與其原因相似，把相似的事物錯看成是相同的。[37]“吃什麼補什麼”和藥效形象（signature）都來源於順勢巫術的相似律，即“同類相治”的原則。巫術有時似乎也有“靈驗”，但純屬巧合。“巫術只不過在心理上影響人們採取輕信態度和急切追求眼前的不負責任的力量罷了。”[38]
“吃什麼補什麼”，如吃血補血、吃肺補肺、吃腦補腦，不僅是中醫的信條，而且也是我們的一種大眾文化。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因為吃進的任何食物都要經過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學成分才被吸收。
李時珍雖然認為用人的骨、肉、膽、血為藥，“甚哉不仁”，可是《本草綱目》仍然收集了人的血肉乃至頭垢、耳塞、月經、胎屎和糞尿等37種治病的藥物，稱人骨主治“骨病、接骨”等，這些顯然都是荒誕的。[39]家喻戶曉的虎骨酒和近些年的犛牛骨髓，也不可能“強筋壯骨”。中藥龍骨原本是哺乳動物的骨骼化石，如今已由牛的肩胛骨所替代。動物骨骼和牡蠣貝殼，雖然含大量鈣鹽，但遠不及乳酸鈣等製劑易於消化吸收。動物血液所含的鐵雖然可以利用，但與硫酸亞鐵等藥物治療效率無法相比。
中醫用“鞭”和海狗腎壯陽，在觀念上與“吃什麼補什麼”類似。“鞭”是指動物的陰莖，有些還附帶睾丸組織，海狗腎是海豹的睾丸，所以被認為可以增強性功能。“陽痿情結”和鞭膳古已有之。[40,41]1949年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實行計劃經濟，物質極度匱乏和欲望壓抑，這些東西只有少數特權者享用。20世紀80年代以後，牛鹿狗虎鞭和海狗腎等迅速流行開來，專門供應鞭膳的餐館也應運而生。這種情結根源于道家和中醫的錯誤性觀念，誇大性與健康的直接關係。其實男人的陽痿並非如此之多，原因主要也不是由於雄激素不足。動物的鞭腎，乃至生吞動物睾丸都不可能補腎壯陽。19世紀末歐美也曾有過用動物睾丸植入或其浸液注射的“臟器療法”，企圖“回春壯陽”和“返老還童”。[42,43]例如：1889年，法國醫生塞凱爾（E. B. Séquard）曾給自己注射豚鼠和狗的睾丸浸液，並向法國科學院吹噓，他“恢復了往日的全部精力……消化能力和腸道功能也大為改善，同時覺得腦力更加輕鬆”，可是不久他便死了。然而，儘管許多醫學人士反對，臟器療法仍然風行一時。20世紀早期，俄國醫生伏羅諾夫等人也曾用猴子的睾丸植入人體。美國的一位江湖騙子布林克利向病人誇口，植入山羊睾丸不僅壯陽，而且可以降低血壓。因此他大發其財，辦起了廣播電臺，聲名遠揚，促使他去競選堪薩斯州長。當時美國還有公羊睾丸製成的“臟器片”作為“壯陽丸”郵售，後因廣告虛假被取締。[44]1931年雄激素——睾酮被分離出來，3年後發明了化學合成法，臟器療法乃遂銷聲匿跡。
其實，有臨床療效的動物藥材只有甲狀腺（甲狀腺素）和肝臟（維生素B12和維生素A、D）製劑，以及作用十分有限的消化酶類。如今甲狀腺素和維生素B12已由工業合成生產，不再需要動物製品。
藥效形象原指形狀似人或其內臟的植物，對相似的器官具有治療作用。[45]這種觀念不僅中國有，其他民族古代也有過，但所信仰的東西不同。例如人參似人形，中醫當作滋補珍品，並傳入亞洲鄰國，而其他國家則沒有。有些動物因形態和生活習性看似奇特，在我國都當作滋補或兼具壯陽功能的上品。例如：穿山甲體表覆蓋有類似魚的鱗片，卻是陸地動物；海馬、海狗外觀似陸地動物，卻在生活海洋中；陸地的蛤蚧（一種蜥蜴）身上也覆有細小鱗片；鱉既能在陸地生活，在水下也能生存；海參形似植物，卻長在海裡等。但是，以色列和歐洲人對這類動物的態度則不相同，古以色列人把這些看似兼跨兩界（betwixt and between）難以歸類的動物視為不潔的、可惡的禁忌物。[46]
“有些中國藥物完全來自文字遊戲或怪誕的聯想：蟾蜍的皮膚多皺折，所以用來治療皮膚病；一種生長在山澗裡的青蛙，由於澗深水寒，就被認為對身體具有‘清涼’作用。”“上海的報紙充斥著‘肺形草’的廣告，被鼓吹為治肺結核的良藥。”[47]魯迅的父親生病，“水腫逐日厲害”，用過“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因為“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48]“中國人的這種思維方式有蠻荒初民的思維特性的殘遺。由於不受科學方法的檢驗，‘直覺’有任意發揮的空間，常近於幼稚的幻想。”[47]這種巫術思維和怪誕聯想，仍是現今中醫的思維特徵和用藥基礎。[49]如用蛇和蛇蛻治療各種難治性皮膚病，大抵與蛇皮光滑有關。蜈蚣、蠍子等蟲子善於穿越鑽爬，因此用來“攻毒散結，活血通絡”，治療心腦血管疾病。露蜂房（即黃蜂窩）可以“驅風攻毒”、“祛風止痛、祛風止痙”，治“風驚顫掉”，甚至“煎水浴身，治小兒癲癇”，在於“蜂”與“風”同音。[50]其實，《本草綱目》中的動物藥大都基於這類聯想，如犀牛的角居中怪異，因而犀角能“通神、破水”。[51]由於古人崇拜鹿有千歲長壽，且頻繁交配，因而迷信鹿茸滋補、壯陽延年，治療“陽痿滑精、宮冷不孕”。[52]“象肉臃腫，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因而金瘡不合者，用其皮灰治之。[53]魯迅批評說，“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髮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許多病”，是“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的主觀妄想。[54]
中國的傳統醫藥與道教有直接的淵源。[55,56]“由巫進為術數，由術數進為陰陽，後而又進為五行，由五行而進為黃老道家”，因而素有“醫道通仙道”和“十道九醫”之說。用桃枝畫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種巫術，桃是生命的象徵，具有殺鬼的能力；虎形是傳說中的食鬼虎，所以道士用桃劍，南方人家的門楣貼虎形來軀鬼。[55]《本草綱目》中虎藥用途很廣，可以除邪惡氣，殺鬼疰毒，雜朱畫符，療邪；頭骨作枕，辟惡夢魘，置戶上，辟鬼；初生小兒煎湯浴之，辟惡氣，去瘡疥、驚癇鬼疰，長大無病；就連“屎中骨”燒成灰也可以治大病。[57]
道家耽於神秘幻想，因而中醫用藥也稀奇古怪。魯迅說，“凡有靈藥，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經霜三年的甘蔗”，還有“‘蟋蟀一對’，‘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神妙就在這地方”。[58]動物體內少見的結石、病變和特殊結構，都被視為珍藥。所以李時珍說：“牛之黃，狗之寶，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獸之鮓答，皆物之病，而人以為寶。”[59]古時對靈芝、天麻和冬蟲夏草這些真菌類的東西不明究竟，稀罕難得，因而被視為珍貴藥材，並賦予神秘的名稱，如今又因其名稱神秘而信仰不衰。
六十多年以前，周作人對有關冬蟲夏草的無知妄說感慨道：“今者中國藥學者乃不信菌學書，而獨取百餘年前的小說家言，此無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發達，而常識與趣味似無增進，蓋舊染之汙深矣。”[60]當今的醫學進步是那個時代無法比擬的，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對傳統醫藥的迷信還是沒有多大長進。
對動物藥醫療價值的批判
雖然人類的醫藥歷史十分悠久，但醫學作為一門科學卻很年輕。在19世紀中葉以前，“醫生實際上還不可能明白自己為了行醫所必須瞭解的基本生理學和化學現象……所用藥物的一小部分偶爾也可能有些好處……假如我們把希波克拉底醫典等極少數有見地的著作除外的話，這些（醫學）理論就都是一些比神學和哲學還可悲的胡思亂想”。[61] 1935年氨苯磺胺抗菌藥物的發現和1943年青黴素的臨床應用，是現代醫學的里程碑。由於東方的傳統醫藥缺乏賴以發展的根基，只能游離於醫學科學之外，成為另類（alternative）。對待一切古代的文化遺產取批判的態度，決不是民族虛無主義。“文革”期間文化專制主義甚囂塵上，那時出版的《本草綱目》尚且貼上毛澤東語錄標籤：“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今天既得利益者裹挾民族主義的大旗，鼓吹復古主義的逆流，企圖使人們迷信傳統醫藥。
新近編輯出版的《中華本草》皇皇十卷，收集古今本草藥物達8 980種，其中動物藥1 050種，囊括所能得到的各種野生和家養的大小動物及其組織器官，乃至排泄物和耳垢都是主治疑難雜症的寶貴藥材。如將一種動物入藥的材料分別計算，則品種可翻幾番，比如豬，從毛、皮、牙齒、各種內臟、蹄和蹄甲連同火腿共計26種中藥，牛作為藥材的達38種。此書不僅未用科學的方法對古人記述的藥材加以甄別，去偽存真，還增添了許多荒誕的內容。如人的尿糞也能“清熱降火”，治療許多疾病；童尿是個寶，不僅含在嘴裡治咽痛、齒縫衄血即止，而且“治肺結核、跌打損傷、月經不調”。[62]人中黃的製作比《本草綱目》的方法賦予更神秘的色彩：古時是冬月將盛甘草末的竹筒浸於糞坑中，立春取出，懸風處陰乾，而新的《中華本草》則為，浸於人糞坑中四十九天，漂洗四十九天，日曬夜露四十九天，再從竹筒中取出日曬夜露七天，成藥。[63]其中各個處理天數的約數為七，顯然是附會民間喪俗中超度亡靈輪回轉世的做法。
再如，《本草綱目》上只是說螞蟻外用主治疔腫疽毒，《中華本草》則聲稱有益氣力、美容和催乳的作用，以及治療男性不育、陽痿、類風濕性和風濕性關節炎、周圍神經炎、小兒疳積和和蛇咬傷，並使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轉陰等重大用途。[64]螞蟻治病不但缺乏有效證據，而且可以引起過敏和中毒。[65]
《中華本草》收錄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中在禁的我國一類保護動物作為藥材，甚至包括豹、野馬、亞洲象、白暨豚和金絲猴等瀕危珍稀動物。《中國藥典》2000年版從附錄中剔除了豹骨，但仍保存黑熊、棕熊、穿山甲、玳瑁和麝等國家保護動物的產品，這是值得商榷的。據2001年7月2日新華社報導：勞動保障部發佈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幾乎將大部分動物藥如狗寶、海馬、猴棗、鹿茸、馬寶、牛黃、麝香以及各種動物臟器和鞭、尾、筋、骨，撤出了中藥報銷名錄。這說明這些藥物並非治病所必需。至於是否有效，請看美國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刊登的江文所寫的一篇短文——《在長春進補》，或許可以使你“百思有解”（這是該報此文的欄目名稱）。現將此文摘要如下：
在中藥中，鹿茸、鹿鞭是大補精品，而吉林以盛產鹿馳名。在寒冬季節，全國各大城市著名酒店的代表在長春開會，當然不放過進補的機會。可是，在長春的幾天裡吃了幾次包括鹿鞭湯和鹿血熬制的菜未受到進補的效能。東道主回答說：偶爾吃一兩次並不能立竿見影，必須定期服用。鹿茸、鹿鞭燉品連續進補一周便有功效，當然，如果未見效，那也只能怪自己身體的底子太虛。
天然藥物的療效在於其中所含的活性化學物質，有效成分的發現和分離是利用天然藥物的基礎，迄今的天然藥物大都是從植物中發現的，因此有些科學家相信高等植物仍是潛在的新藥來源。[66,67]但是，現代的藥物生產則是由化學合成來實現的。由於從天然物質中開發新藥的效率過低，因此這種做法已被逐步放棄，除非有特別的發現。代之而起的是在分子水準上有針對性的藥物設計和篩選，來開發新的有效藥物。不過哺乳動物身上除與人相似的內分泌激素之外，幾乎沒有從中發現過什麼有效的藥物。宋代的本草中記有用兔腦製備的“催生丹”，稱其為“神仙方，絕驗”。[68]今人據此作牽強附會的猜測：中國是最早使用催產素催生的。[69]兔腦究竟含有多少催產素，經過那種處理能否保持活性，這本書的作者全然沒有考慮。而催產素口服極易分解，是只能注射給藥的。
世界各國的古醫藥書中都記載有動物膽汁，特別是治療眼疾。在3500多年前的埃伯斯紙草醫書中，已有魚膽明目的記載。我國的《唐本草》中，稱熊膽可以“療時氣熱盛變為黃疸，暑月久痢”。[70]《本草綱目》謂熊膽具有“退熱清心，平肝明目去翳”的作用；青魚膽主治赤目障翳，由青魚、鯉魚、青羊、牛和熊的膽汁組成魚膽丸主治“一切障翳”，甚至還用人膽治療連年不愈的瘧疾和噎食，人膽汁敷戰傷金瘡有極效。[71]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發現，西伯利亞的原住民也使用魚膽、熊膽為藥治病。例如，布利亞特人用狗魚（pike）的膽汁治療眼疾，熊膽的治療用途則有17種，熊的腦、脂肪、肉、血和毛皮也有不少的醫療用途；卡拉爾人還在冬季即將過去的時候收集凍幹的熊糞治療便秘。不過這些“知識”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實用，而是“為了滿足求知的要求，不是滿足需要”。例如雅庫特人用與啄木鳥的喙相接觸治療牙痛，並不在於是否的確能治好牙痛，而是在於可以把啄木鳥的喙與人的牙齒“相配”（“going together”）的觀念，以及某些最初的秩序是否可以通過分門別類引入天地萬物。[21]“原始人”的這種治療上“相配”的思想，與中醫用動物膽汁明目是由於所謂的“肝開竅於目”，有某種相似。
古人應用膽汁治病顯然沒有、也不可能有科學的理由。直到近代藥理學研究發現，膽酸如鵝去氧膽酸（CDCA）和熊去氧膽酸（UDCA）具有溶解和預防膽固醇結石的作用。1902年，瑞典化學家首先發現北極熊的膽汁活性成分為熊去氧膽酸。1954年，採用牛或其他動物的膽汁合成熊去氧膽酸成功。現在證明，化學物熊去氧膽酸可減輕膽汁淤積引起的肝損傷，延緩疾病進展。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批准熊去氧膽酸用於治療無手術指征的膽固醇結石和預防復發，以及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72]國內生產的熊膽製劑也都聲稱其“藥效標誌性成分”是熊去氧膽酸，哪為什麼不用化學純度高、劑量易於掌握和臨床應用便利的熊去氧膽酸取代含有雜質的粗熊膽汁呢？何況熊膽汁的療效根本沒有進行過適當的臨床試驗。至於生產廠家鼓吹熊膽可以治療乙型肝炎、肝硬化、動脈硬化、冠心病、痔瘡和癌症等疾病，甚至從熊膽中提煉出“晶體增明活絡素”，使人“心動眼亮”，則純屬謊言。最近，臺灣的一家報紙刊登一則錯誤報導，稱美國研究證明熊膽汁治療中風有效，實際上卻是一項熊去氧膽酸在大鼠腦缺血模型上進行的初步動物實驗。[73]無論如何，熊膽都沒有任何理由值得使用，何況養熊取膽對動物十分殘忍，遭到國際上的強烈反對。
日本、韓國的民間相信熊膽可以治病、滋補，導致濫獵熊和走私熊膽，其中我國產品走私出口佔有相當的份額。[74,75]養熊取膽業起始於朝鮮，1984年傳入我國，隨著養熊取膽致富的宣傳，養熊業一哄而起。我國古代本草中雖有熊膽，但組方極少應用，現在的熊膽製劑是近些年“開發”出來的，完全是由於利益驅動的結果，並非醫療上的需要。活熊取膽對動物十分殘酷，受到廣泛的譴責，在國內外的壓力下，日本和韓國都在加大執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力度，熊膽走私已受到很大的限制。1998年，韓國漢藥公會組織藥商和醫生宣誓不再用瀕危動植物入藥。我國是熊膽產品的出口國，如今生產已嚴重過剩，因此商家企圖通過虛假的廣告宣傳，在“保健品”和洗髮香波等方面擴大銷售市場，顯然這是無益有害的。
韓國、朝鮮和我國的某些人群還迷信狗肉能滋補壯陽，貓和草藥熬成的藥湯能“溫補”，治療風濕病和關節炎。甚至認為，動物在遭受嚴重痛苦時分泌的腎上腺素可以“壯陽”，因而屠狗時採取亂棒擊斃的殘酷做法，以使其腎上腺素分泌增加，提高狗肉的味道和“壯陽”作用。這些荒謬的做法既愚昧又野蠻，遭到國際動物組織的強烈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虎雖是CITES列入禁止貿易的瀕危動物，如今由於人工繁殖虎的數量增加，一些人開始向政府施壓要求開藥用之禁，企圖從虎骨酒和虎藥牟取暴利。
我國唐代名醫孫思邈被尊為藥王，他卻不用動物藥材。他說：“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況于人呼！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由此也。”[76]雖然孫思邈的出發點是“護生”，但說明那時的醫生就認為可以不用動物來源的藥材。今天醫學上已經有很多有效的藥物和療法，合成的牛黃和熊去氧膽酸更純更好，遠非天然產品可比。但是，由於利益集團的鼓吹和推動，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來自動物的藥品生產仍然很普遍。動物入藥不僅造成對動物的嚴重傷害和瀕危動物的滅絕，而且治療疾病也毫無助益，徒然浪費金錢，導致健康和經濟的巨大損失。動物入藥是一種落後的醫藥文化，應當予以廢除。
注釋
[1]轉引自W. V.瑞德，K. R. 米勒：《讓選擇繼續下去——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科學基礎》，中國環境出版社1992：1。
[2]《新華網》，2003年10月5日。
[3]15 bln. a year on illegal trade.俄羅斯《真理報》2003年11月17日。（http://newsfromrussia.com/main/ 2003/11/17/51297.html）
[4]顧觀光重輯：《神農本草經》，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5]謝弗（E Shaffer），《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387-414。
[6]李時珍：《本草綱目》，校點本，第四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81：2776。
[7]同上書，第2927-2975頁。
[8]Nunn JF,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 148-151.
[9]Porter R (edito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46.
[10]Porter, 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48.
[11]卡斯蒂格略尼（A Castiglioni），《世界醫學史》，北京醫科大學主譯，商務印書館，1986：57。
[12]《周作人文類編》第4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578-580頁。《古藥方》：“十世紀中愛爾蘭的藥方卻更是出奇，其一雲：烏鴉燒灰，入綿羊油脂中煮，塗禿頭即愈。其二雲：瓦罐中滿裝鼷鼠，泥土封口，埋火旁，勿太使火力接近，滿一年後取出用之，但取時必須戴手套，以免指端長出毛來。記得看見過雜誌上生髮藥的廣告，畫著一個人的手指像是牙刷的樣子，這技巧大概是從這裡偷來的。一千年以前的事情本來是不足奇的，但不知道這一類的醫方現在還有人相信不。”
[13] 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p148-151.
[14]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735頁。
[15]雅克·安德列（J André）：《古羅馬的醫生》，楊潔、吳樹農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91。
[16]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p148-151.
[17]Kutumbian P, Ancient Indian Medicine. Orient Longmans Ltd, 1962, 110-112.
[18]轉引自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9。
[19]解毒蜜劑是蛇咬傷解毒藥，也是一種萬應解毒藥。有人譯作“烏糖漿”（見[11]第360-361頁）。它由64種藥物配製，最後加入蜂蜜製成。（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 MICRA, Inc. © 1998）當時此藥十分受推崇。《世界醫學史》中譯本將Theriaca譯作烏糖漿。相傳Theriaca起源更早，是黑海南岸本都王國（Pontus）的國王密特拉達蒂斯四世（Mithradates VI，西元前132~63）在奴隸身上試驗出來的一種萬應解毒藥（Mithradatium）。西元一世紀，古羅馬皇帝尼祿（Nero，西元37~68）的御醫安德羅馬徹斯（Andromachus）在這個藥方裡加入毒蛇的肉，稱之為Theriaca或Theriaca andromachi。後來成分又不斷增加，蓋侖（西元130~200年）時期增加至70多種，至中世紀已超過100種，應用廣泛，如治療各種“中毒”，甚至防治黑死病等瘟疫。此藥配製須官方批准，由醫藥界的權威公開進行，社會上十分重視。風行的原因部分可能與含有鴉片有關。這個萬應解毒藥受到18世紀英國著名醫生威廉·赫伯登（William Heberden 1710-1801）的激烈批評，數十年後從英國消失，但19世紀後期，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的藥典上仍有此藥。（Lyons AS, Petrucelli RJ II: Medicin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87: 254）龍血是棕櫚科植物麒麟血藤（Daemomorops draco）的果實分泌的樹脂，乾燥後凝固呈血塊狀，因此中藥稱為血竭或麒麟竭。
[20]沃爾夫（Wolf A）：《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下冊，周昌忠等譯，商務印書館，1995：490-491。
[21]列維–布留爾（L Lévy-Bruhl）：《原始思維》，丁由譯，商務印書館，1994：266。
[22]Lévi-Strauss C, The Savage Mi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8-10.
[23]布德（J Boudet）：《人與獸：一部視覺的歷史》，李揚等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272-273。
[24]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04頁。
[25]鄭麒來：《中國古代的食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108-109，98-99。
[26]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商務印書館，1937：91-115。
[27]劉憲英、祁濤主編：《中國彝醫》，科學出版社，1996，44-126．
[28]孔德（A Comte）：《實證哲學教程》，王太慶摘譯，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冊，商務印書館，1993：20-27。孔德：《論實證精神》，黃建華譯，商務印書館，1996：1-3．
[29]克洛德·貝爾納（C. Bernard）：《實驗醫學研究導論》，夏康農、管光東譯，商務印書館，1991，30。貝爾納把人類精神活動的演變分為“直覺”、“理智”與“實驗”三個階段：直覺的階段是信仰的真理，就是神學；理智階段是經院哲學主宰了人的思想；實驗階段是研究自然現象階段，瞭解外部世界的真相。
[30]Frazer JG, The Golden Bough（《金枝》）: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Volume I, Abridged edition. The Macmilllan Co., 1940, 498.
[31]丹皮爾（WC Dampier）：《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上冊，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94：27-29。
[32]卡斯蒂格略尼：《世界醫學史》，第26-28頁。
[33]Venzmer G, 5000 Years of Medicine, (M.Koenig英譯本) New York: Taplinger Publishing Co., 1968, 38-39.
[34]卡斯蒂格略尼：《世界醫學史》，第170-171頁。
[35]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6-11頁。
[36]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第69-71頁。
[37]Frazer, The Golden Bough, p11-12.
[38]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第98頁。
[39]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927-2975頁。
[40]本文發表後，讀到李敖的文章——《中國人的“睾丸情結”》，《中國性研究》（www.med8th.com/zypp/la-zgrdgwqj.htm），發現他所說的“睾丸情結”與我所說的“陽痿情結”或“壯陽情結”不謀而合。他說：“物類相感”的極致……看到牛鹿之類的生殖器那麼行，就相信吃它們的“鞭”可以壯陽……“主［治］陽痿，令強熱大能生子，焙乾為末，和酒服”，即此之謂也。昨天《民眾日報》上，看到半版的“健陽鞭——睾丸素軟膠囊”廣告，就是超越前進的新產物。廣告說：本公司經長年不斷的研究，自外國進口高貴寒帶海狗鞭，熱帶鱷魚鞭、鹿鞭、本產的鱉鞭、蛇鞭等五種動物生殖器加睾丸以科學濃縮方法，製成滋補養顏的健陽鞭……廣告中說用中外“五種動物的生殖器如睾丸”“綜合科學濃縮方法製成”，這不正是相信動物的睾丸，可以幫助人的睾丸嗎？這種“睾丸情結”，不是太有趣了嗎？鞭餐在臺灣早就流行了，價格奇貴。臺北市一家館子有一道以西藏犛牛鞭為號召、叫做“中柱”的名菜，一盤相當於當時公務員月薪的15－20%，仍然供不應求。（這種古時的舊文化沿襲至今，實在是太落後了。其實，絕大多數的“性功能障礙”並非由於雄性激素不足，即使注射睾酮也無效。）
[41]李亦園：《人類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175。
[42]Porter 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A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p568.
[44]Tansey EM, In I Loudon. (ed.).Western Medic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7.
[44]Young JH, The Medical Messiahs: A Social History of Health Quacker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85-86.
[45]卡斯蒂格略尼：《世界醫學史》，第28頁。
[46]李亦園：《人類的視野》，第185-187頁。
[47]林語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Reynal & Hitchcock, 1937, 92。當時肺結核病缺乏有效的治療，人們談癆色變。
[48]魯迅：父親的病，《朝花夕拾》。《本草綱目》第2806頁：敗鼓皮是“敗鼓之皮”，“馬、驢皮皆可為之，當以黃牛皮者為勝。燒作屑，水和服之。病人即喚蠱主姓名，往呼本主取蠱即瘥。”
[49]何裕民、張曄：《走出巫術叢林的中醫》文匯出版社，1994：387-388．
[50]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華本草》編委會：《中華本草》，第9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227-231。
[51]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31頁：“通天犀角，夜露不濡，入藥至神驗”，“通天者腦髓上之角，經千歲，長且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破水”。（2829頁）“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銳之力盡在是也”以及“犀角，犀之精靈所聚，足陽明藥也”等神話。於是主治百毒蠱疰，邪鬼瘴氣，殺毒除邪，不迷惑魘寐。”第2842頁：羚羊角主治“明目，去惡血注下，辟惡鬼不祥，常不魘寐。除邪氣驚夢，狂越僻謬……久服強筋骨輕身，起陰益氣，利丈夫。治中風痙攣，附骨疼痛。”在於“神羊角甚長，內有天生木胎。此角有神力，可抵千牛。”
[52]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46頁：鹿茸能“益氣強志，生齒不老……殺鬼精物，久服耐老。補男子腰腎虛冷，腳膝無力，夜夢鬼交，精液自出”，是因為“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鹿千歲為蒼，又五百歲為白，又五百歲為玄。玄鹿骨亦黑，為脯食之可長生也。鹿乃仙獸，自能樂性”。此外，鹿與“祿”諧音。
[53]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28頁。
[54]魯迅：論照相之類，《墳》。
[55]許地山：《道教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169-179。
[56]張紫晨：《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店，1990，166-180。
[57]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17-2818頁。
[58]魯迅：父親的病，《朝花夕拾》。
[59]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802頁。
[60]說過癩，《周作人文類編》，第四卷，557-564頁：“談奇說怪亦是人情，中國又往往因此而至破棄真實，此誠可謂之嗜痂不惜流血矣。見人談冬蟲夏草引近出《中國藥學大辭典》，舉植物學上學名，而仍雲西人說誤，根據乾隆辛亥徐後山著《柳崖外編》卷二所記雲：‘交冬草漸萎黃，蟲乃出地蠕蠕而動，其尾猶簌簌然帶草而行’，以為這的確是冬蟲而夏草。若說事實不但草系寄生已經查明，即用情理推測，頭入地尾生草之蟲不知如何再鑽出來，冬天草枯而蠐螬似的蟲乃能蠕蠕爬行，均有講不通之處。”研究證明，冬蟲夏草是一種真菌（Cordyceps sinensis冬蟲夏草菌）寄生於一種昆蟲草蝙蝠蛾的幼蟲體內，在幼蟲鑽入地下越冬（冬蟲）時，真菌在蟲體內繁殖，使蟲體轉變為假菌核，翌年夏天從地下的死蟲體內長出有柄的子座露出地面（夏草）。其中含蟲草酸。
[61]貝爾納（JD Bernal）：《科學的社會功能》，陳體芳譯，商務印書館，1982：53。
[62]《中華本草》第9卷，第533-535頁。
[63]《中華本草》第9卷，第536頁。我國民間辦喪事有“做七”的習俗，即對死者在死後每隔七天為忌日祭奠一次，超度亡靈尋求生緣，如不得生緣再續七天，至七七四十九天必生一處。
[64]《中華本草》第9卷，第231-233頁。由於螞蟻入藥炒得熱火，螞蟻養殖也被人當作發財致富的行業。遼寧省一個企業集團以租養、代養螞蟻的方式，非法集資近30億元，使大批養殖戶受騙，造成嚴重後果。主犯因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2008年11月28日新華網）
[65]昆蟲學家忠告：不要輕率服用螞蟻製劑，《文匯報》1999年2月10日。
[66]Balandrin MF, Klocke, JA, Wurtele, ES et al, Natural plant chemicals: sources of industrial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Science 1985, 228:1155-1160.
[67]Editorial, Pharmaceuticals from plants: great potential, few funds. Lancet 1994, 343:1513.
[68]唐慎微：《證類本草》華夏出版社，1993：459-460。
[69]陳樂平：《醫俗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199-200。《證類本草》的藥方為：“兔頭二個，臘月內取頭中髓塗於淨紙上，令風吹幹。通明乳香二兩，碎入前幹兔腦髓同研。來日是臘，今日先研，（俟夜星宿下安棹子上，時果、香、茶同一處排定，須是潔淨齋戒或焚香，望北帝拜告雲：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難生婦人藥，願降威靈，佑助此藥，速令生產。禱告再拜，用紙貼同露之，更燒香至來日，日未出時）以豬肉和，丸如雞頭大，用紙袋盛貯透風懸。每服一丸，醋湯下，良久未產，更用冷酒下一丸，即產。此神仙方，絕驗。”陳樂平的引文將上述括弧內的文字略去。此方的製備中，用“兔頭二個”和“丸如雞頭大”，似是取“頭”和“成雙”的符號意義，製備的儀式具有巫術的特徵。
[70]蘇敬等：《新修本草》，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370．
[71]李時珍：《本草綱目》，第2927-2975頁。
[72]Laurence R, Bennett PN and Brown MJ, Clinical Pharmacology.8th editi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7, 665.
[73]臺灣《民生報》2002年3月21日刊登一則錯誤報導，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研究證實：“熊膽汁含有豐富的膽酸，對治療中風、帕金森氏症和老年癡呆症等大腦功能失調或脊椎受傷等神經功能喪失疾患，具有特殊療效。”並稱研究組負責人Dr. Steer說：“熊膽汁竟能減少50%的腦損傷，療效實在神奇。”這則消息來自英國媒體對Dr. Steer的訪談報導（www.twincites.com/mld/pioneerpress），顯然該報編輯誤解了這篇報導。這項研究的論文題目是“膽酸對大鼠急性中風模型的神經保護作用”，刊登於J Cerebral Blood Flow & Metabolism(腦血流與代謝雜誌)2002; 22:463-471。實驗是用熊去氧膽酸（UDCA）與牛磺酸的結合物TUDCA（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在大鼠的腦缺血模型上進行的，根本不是熊膽汁。在討論臨床意義時，研究者只是審慎地推測：熊去氧膽酸治療中風的腦損傷或許有用。Dr. Steer對我們說，自己的TUDCA試驗的初步結果令人興奮，可惜迄今還沒找不到進行臨床試驗的支持。他在答覆我的查詢時說：“儘管現在熊膽汁的各種成分都很容易買到，遺憾地是熊膽汁仍在使用。”
[74]Dainobu N, Togawa K and Sakamoto M, Japan’s Illegal Trade in Bear Products: A threat to bears worldwide. Japan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2001.
[75]Phillips T and Wilson P, The Bear Bile Business: The global trade in bear products from China to Asia and beyond. WSPA. 2002.
[76]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後記：此文初稿曾以《關於傳統動物藥及其療效問題》為題發表在《安徽醫藥》2002，6（3）：1-6。2003年11月作了修改補充。
Abstract
On the origin and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One thousand and fifty traditional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are included in an official book,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mprising in ten volumes published in 1997 and edited by an authoritative committee. However, assessment of the efficacy of almost all of the medicines derived from natural materials is generally based on the ancient works, which describe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anecdotes without any basis in deliberate scientific examination. It is recorded that even animal and human excreta ar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f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other age-old medicines used in such as ancient Egypt, Greece, and India. Medicine originated in every culture from witchcraft, and the use of animals in remedies by primitive humans was based mainly on the perception that consuming particular parts of animals could magically convey the qualities of those animals into humans, that is the law of similarity or signature of homeopathic or imitative magic. The reasons based in the use of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described in ancient classics may strike us as even ridiculous.
Modern medicine came along when the newly active chemical drugs, sulfonamides and penicillin, were discovered and clinically used in around 1940. There were only few genuinely effective drugs that could be prescribed for treatment before these years. Clinical trial are now recognized as the only truly reliable method for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drugs and other medical treatments. Any drug to be used today should be evaluated by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However,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particularly those containing animal products, including tiger bone, rhinoceros horn, bear bile, musk and antler velvet as tonics or for the treatment of ailments, have never been assessed by well-designed clinical trials, and no active ingredients of such items have ever been identified or tested using recognized scientific standards at all to support their use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illnesses and other conditions for which they are commonly used. Only two useful drugs,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and chenodeoxycholic acid (CDCA), have been derived from animal bile, for example, but these drugs are now produced by chemical semi-synthesis, and are used for the dissolution of cholesterol gallstones. This current usag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uses described in ancient medicinal literatures. Although the clinical indica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UDCA are limited, bear bile remains incomparable with it, since no sound trial was done on bear bile at all. Unfortunately, the preparations containing bear bile continue to be promoted to treat a number of diseases and as tonics by bear farm. Therefore, using this kind of ineffective medicines from wildlife does not only threaten the survival of animals, but also puts a heavily burden to our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
Why do people believe in these ineffective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Basically, they have their roo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ve also been encouraged by the authorities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Now the use of traditional animal-derived medicines is additionally being promoted for profit by medicinal animal farms and the manufacturer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an ineffective drug or treatment can be mistakenly thought to be effective without undergoing a well-designed clinical trial. First,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poor diagnosi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an accurate diagnosis is essential to successfully treat a patient, particularly in a clinical trial. Bu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ly the symptoms are treated or a set of syndromes loosely identified, which may be caused by a series of conditions ranging from the very mild to the fatal. Secondly, most diseases are self-limiting, and even cancer may also undergo spontaneous remission. This is why a control group comparable to the group tested should be included in any clinical trial. Thirdly, an effective result may be merely a placebo effect. Therefore a placebo should be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ave never subjected to critical assessment. As a rule, any drug or treat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ineffective, unless it is proven to be effective. This rule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patients, and is now enshrined in the laws of most nations.
安徽醫科大學流行病學與社會醫學榮退教授
研究領域是傳染病流行病學和醫療衛生政策
現在是安徽預防醫學會 環境與動物保護教育組創建人
近著《思想的果實——醫療文化反思錄》，翻譯有《動物解放》。
祖述憲